4 149 842 571

    1411%

    通信和电子（Communications & Electronics）

    3 497 881 399

    1189%

    能源和自然资源（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

    3 104 104 518

    1055%

    交通（Transportation）

    2 245 118 222

    763%

    其他 （Other）

    2 207 772 363

    750%

    意识形态/单一问题（Ideological/Single?Issue）

    1 477 294 241

    502%

    农业综合（Agribusiness）

    1 280 824 983

    412%

    防务（Defense）

    1 216 469 173

    413%

    建筑（Construction）

    480 363 108

    163%

    劳工（Labor）

    427 355 408

    145%

    法律和游说（Lawyers & Lobbyists）

    336 170 306

    114%

    许多人反复问我，美国为什么金融自由化这么严重？为什么金融监管和金融立法这么艰难? 为什么近年来每次中美对话中，中国金融开放都要成为话题？从表中可以看到，这个行业花费了高达40多亿美元的游说费用，拔了头筹。

    美国有些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机构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公众利益，提供公共产品。但是，政治游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性质，公共机构因此成了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政策和立法的结果就偏向那些特殊利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这叫做“公器私用”，西方的政治学中这种现象叫“Political Capture”，中译可谓“政治攫取”，即少数利益集团控制公共机构。

    在这种游说政治下，那些缺乏金钱和人脉关系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广大选民，事实上被排斥在这种决策游戏之外。

    而且，这种游说在美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是法治的一部分。美国大规模的游说开始于南北战争以后的重建时期，大约是1869—1877年。在随后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改革者批评它是一种政治**。195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授权一个委员会调查那些企图影响、鼓励、推动或延迟立法的游说活动。但最高法院的最后裁决却将这项调查限制在非常窄的定义内，其依据还是和言论自由相关的“请愿权”（the right of petition）。

    （3）贫富悬殊和学术政策研究。在西方，富有阶层还兴办许多基金会，支持许多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左右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控制社会最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