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卷，这些都是十六国时期的重要文献。他得到这些东西后，遵照大谷光瑞的指示来到了苏巴什古城，但是这里已经被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的盗贼们翻的底朝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了。他没有泄气，最终在一座古塔中发现了宝贵的舍利子带回国。橘瑞超第三次来华始于1912年，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吐鲁番的古墓大肆盗掘，将大批出土文书文物席卷回国。大谷光瑞和橘瑞超所盗走的文书已经在日本成立了新的研究体系称为“大谷文书”（从属于吐鲁番文书）。现存日本龙谷大学各种文字的文书共7733件，也是吐鲁番文书的一部分。

    由于20世纪初期的清政府**无能，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强盗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毁坏我国的文书文物，致使我国大量珍贵历史文书、文物流散国外，写下民族文化史上最痛心的一页。根据最保守的估计，东、西方列强的探险家们就不断地到吐鲁番来探险、发掘，带走不少地下文物，其中尤以佛窟和墓葬所出的纸质文书最为珍贵。而由中国人发掘留存在国内的出土文书，则不过百余迹

    国宝内涵

    丰富的历史背景赋予吐鲁番文书深厚的文化内涵。吐鲁番是东西方文化和宗教错综交织与相互融合的交汇地，是我国丝路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遗存的古城、石窟寺、烽燧、墓葬、岩画等达200余处。由于吐鲁番长年少雨，气候极其干燥，使得地下埋藏的文书古物不易腐烂而能保存至今。早在西汉时期，中央已经在吐鲁番地区设校尉，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在这里建高昌郡，后历经了高昌郡、高昌国、西州三个时期；9世纪中叶后，为回鹘占据。有着一千多年的生活史，遗址规模宏大，城郊古墓星罗棋布，比比皆是。它俨然就是延续千年的高昌社会生活的再现，也是一个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吐鲁番文书从内容上看，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经卷等四大类，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公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账，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数目巨大；私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各类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质赁、买卖等)、遗嘱、辞、启、信牍等；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宗教类有佛教经论，道教符、经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和典籍。它既生动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面貌，又填补了我国没有唐代以前档案文书的空白。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西北历史地理与边防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民族关系以及社会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第一手材料。

    国宝价值

    吐鲁番地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所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非常重要。这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贾游客汇聚的地方，更是东西方文化特别是汉文化与异族文化、异质文化进行交流、渗透和融合的地方，不同民族的人群用不同的文字记录了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在吐鲁番遗存下来的文献，有24种文字，是整个丝路沿线发现文字最多的地方。吐鲁番出土文书全面而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世界主要文化的鲜明特色和具体风貌。因此，吐鲁番出土文书堪称当时人类文明的一部百科全书。

    吐鲁番出土文书被誉为“高昌历史的秘密资料库”、“西域文化的地下博物馆”。吐鲁番文书在许多方面的价值不逊于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最早和最晚时间的时代都超过敦煌遗书，绵延的时间更长。而且吐鲁番文书其内涵因时代的不同而较敦煌遗书更为丰富，它正好补充了敦煌遗书中北朝隋唐世俗文书的不足，相比较来说，敦煌遗书更多的是有关宗教方面的书籍，其他文书的数量远远低于宗教类文献；吐鲁番文书的内容胰敦煌遗书更丰富，它包含了更多社会信息，为吐鲁番本地保存了连续的档案记录。

    例如，公元3至8世纪的这段时间的吐鲁番文书，除大批汉民百姓，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在吐鲁番地区生活、劳动。他们在文书中与汉民百姓处于同等的地位，各族相互之间共同生活，友好相处并无民族间的亲疏、贵贱之分。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人是公元9世纪才西迁到新疆的，因此，在8世纪以前的吐鲁番文书中，没有见到回鹘人在这里活动的记录。显示出中国的新疆自古以来不是由某一个民族，而是由中国古代多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事实，为当时的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

    吐鲁番文书的出土，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使吐鲁番和敦煌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双雄”，并由此产生了“双学”，即吐鲁番学、敦煌学两门国际性显学（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或者在思想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吐鲁番也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回归难题

    吐鲁番文书的回归，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文化的汇集与交流，现在由吐鲁番文书所发展成的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近百年来，中国吐鲁番学专家、学者在吐鲁番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通力合作，并与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猾融入吐鲁番学研究的国际大框架中，有关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

    例如上世纪下半叶开始，马斯伯乐公布了斯坦因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掘走的文书；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发表了日本学术界对从吐鲁番墓葬拿走的汉文文书进行系列研究的成果；70年代以来，德国也出过两本被带走吐鲁番文书汉文经卷目录。

    我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就吐鲁番的学术交流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促使吐鲁番文书文化回归的重要一部分。俄国拿走的吐鲁番文书，数量巨大，但公布的很少。1957年，前苏联科学院曾邀请我国学者郑振铎前往，协助整理这些文书。1996年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所，连续申请了“重聚高拨藏”的研究项目，并获美国路斯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内容全部输入微机，让该校学生进行研究。由此不难看出，这些国际性文化团体的成立有效的促进了国际间对吐鲁番文书的交流。

    同样，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还是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国家有关方面也在就文书回归的问题不断地和相关部门协商，希望更多的吐鲁番文书能够通过更多的交流早日得到利用。

    在近代动乱的历史发展中我国诸多文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大量的古代书法珍品和古籍善本流失国外，给我国的古代文化遗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本章主要讲述了具有代表性的几件书帖国宝。它们的经历和命运都不尽相同，有的是被骗被偷，如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有的则是被随意破坏，强行取走，如《永乐大典》……它们的历史恰恰就如中国近代的历史，令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