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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长个聪明脑袋不如生个好地方(1/2)

    七、长个聪明脑袋不如生个好地方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现象越来越严重,往往是越需要的地方就越缺乏。

    人们愿意在大城市花几十万、上百万的资金来修一所学校里的一个体育馆,却舍不得在偏远落后地区开办一所学校。大城市的中小学设施齐备,一些学校里游泳馆、体育馆等配套设备一应俱全,教室里还有投影仪、电脑等现代化设备,而一些农村、偏远地区的孩子有的至今还没有见过这些东西。大城市学校对一间教室的投资就远远超过了建设偏远地区一所学校的费用。教育不平等问题、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整个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的不平等造成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决定了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格局,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的不平等也就造成了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格局不公平。这一格局的外在表现就是分数线的地域差异。

    很多北京人为自己能坦然接受这一不公找理由,即北京人的素质可以补足分数的差距。这样,从分数的辩论又转到素质高下的讨论上来了,而素质的高下又涉及到了城乡差异问题。对于那些观点,实在是难以让人苟同。因为北京也不全都是城市,它也有农村,而外地也不全是农村,他们也有城市。即便真的是大城市的学生素质比农村学生的素质高,但也不能由此推断出“北京的学生比外地的学生素质高,录取分数线应该比外地低,录取率就应该比外地高”的结论。事实也证明了,武汉、长沙等地的学生素质并不比北京的学生低。

    说起人口素质的高低问题,目前中国人口素质最高的城市并不是北京。人口素质的高低问题,如果只拿城市和农村相比,北京可能因为其大部分的人口分布在城市里,从某些方面看,大部分北京人的一些素质比外地大部分分布在农村的人要高些,但是从另外某些方面来说,可能大部分北京人还比不上大部分外地人。

    就城市的中小学教育水平来说,外地的教育水平并不比北京差。外地的中学名校与北京的相比较,各个方面都不差于北京。学生的业余兴趣爱好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体育、音乐等副课一直伴随着学生走到毕业,学生的学习负担也不重。但是外地大中城市的一般普通中学的学生们学习压力就肯定大大重于北京同类学校的学生,可是从老师的敬业精神和水平上来看,却是外地的比北京的高。因为北京由于招生分数的长期偏低,导致师范院校收进了大量的平均分数都不及格的考生,而这些考生毕业后就会加入到北京的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去,这样也就影响了整体的水平。近几年来,北京、上海的重点中学大批引进外地教师就是绝好的证明。

    不考虑过程只看结果,抛开分数的合理性问题不谈,从成才的比例来看,北京也不是最高的。有实例为证,湖北大别山里的蕲春县被人们誉为“教授县”;浙江的镇海市也出过28个院士,这还是一个县级市。人家出来的人才也没有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啊。那么在高校录取的时候,为什么不向这两个地方的考生也倾斜一下呢?

    还有说在北京、上海两地的招生指标之所以多,是因为当地人口多、就业难。可是看看中国上下,没有哪个城市的就业机会比得上北京、上海,没有哪个城市敢说自己的就业机会多过北京、上海。

    因为高校的分布情况决定录取率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高校分布的密集城市,目前从上到下排下来前4个分别是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武汉的高校密集数量为第三,可是众所周知,湖北省的高考分数线一直盘踞在全国的前3位。各个省的部属高校在招生的时候都要向当地的考生倾斜,有的本地生源与总招生数的比例达到了50%甚至更多,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北京的部属高校的招生比例。但是就算是低于这个招生比例,每所驻京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仅为10%,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的部属高校约有五十多所,那就是50多个10%啊。而有的省份连一个10%都没有,比如人口大省河南就一所部属高校都没有。

    北京作为首都,而且本地的高校也比外地多,在高校的招生录取比例上比外地稍高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这个合情已经走得太远,合理的底线也已超越了。

    北京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使高校的招生录取偏向自己,导致地方政府也跟风学习,某些省份也制定了向省会城市倾斜的低分数线。比如山东,其省会济南的考生本科分数线比青岛等地的低20、30分。但是济南的发展规模、发达程度和青岛比起来相差甚远,说青岛的学生素质不如济南的是没有人相信的,可青岛的分数线就是比济南的高。因为上边做在先,没有办法指责,这样的不合理现象就只能任其发展。

    还有拿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做文章的。从逻辑上说,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并不矛盾,他们之间不是一方强势就会导致另一方削弱的关系。应该说全国都是一样的,大家搞的都是应试教育。

    用涉及到公平标准度的问题来研究社会现象,会被认为不够理性。如果按照理性的标准来看,最基本的尺度岂不是利益。也只有利益这一尺度能够解释所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关于高考分数线的问题也是。

    在1996年和1998年,原国家教委、教育部曾两次研究过保送生制度的废留问题。之所以没有任何成效,是因为这一问题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坚决反对,反对的人都是一些中央部委的教育司长们(这些部委在当时都有自己直属的大学),理由不用多说自然很清楚:为了确保自己干部的子女保送进自己部属的大学。保送生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