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收效甚微，教改之艰难可见一斑。
家长们担心，突然拥有了大把课余时间的孩子们，会按捺不住贪玩的心性，不会计划，荒废了宝贵的时间。面对突如其来的减负，他们还真一时着了慌，虽有专家建议，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挖掘孩子们的潜力，培养他们的兴趣特长。设想不错，可在从未有这种经验的家长的脑海中，培养特长四字，连个大概的轮廓都没有，所谓特长教育，是不是就是将孩子往各种兴趣辅导班里一送了事？同是上辅导班，倒不如让他们上成绩提高班呢。国家让减负，咱自己可不能减，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都不是想上就能上的，谁都知道，分数和前途，被一条看不见的绳索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孩子求学的路上，家长们能提供多大的帮助，就提供多大，能找来多少习题，就找来多少。
就学生来说，深受题海之苦的他们当然希望减负，孩子的天性就是无拘无束地玩，他们可不想做作业的囚徒，尽管有上好学校的光辉前景在眼前诱惑着。在他们看来，所谓素质教育就是减负，减负就是不做作业；作业做得好，考试考得棒，也没什么了不起，那叫高分低能。勤奋刻苦、认真读书是书呆子才做的事。学生方面对减负的误读，也是这项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应试教育在中国已经有千年的传统，古时候的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那是他们最好的出路——将大把光阴花费在八股文的研究上。现在的孩子为了前途，也在做类似的重复，疲惫不堪地在题海中遨游。考试决定未来的观念，深深地扎在大部分人的脑海中，左右着人们的言行。中国人是保守的，即便知道这种观念已不合时宜，需要扭转，也多保持观望状态，对扭转它的种种措施提出质疑。
改革不只意味着对旧有事物的否定，还意味着对旧有事物的斗争。否定易，而斗争难，但凡斗争就总会有牺牲，总存在风险，需要人们群策群力，身体力行。改革不只是教育部门的工作，他们只是将它推行出来，它能否实施还要看学校领导、老师、家长、学生是否愿意为它贡献力量。
教育，是为了塑造人才，而旧有的机制却越发明显地伤害人才，遏制人才地诞生。所有人都在为分数呕心沥血，谁让它是衡量学生是否成才的标准。高考有什么，学生就奋斗什么。虽然我们一度大力提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在现实中，“德体美劳”被称作“副科”，四样加在一起也无法和“智”相抗衡，很多学校为了突出“智”的地位，硬生生地将“德美劳”挤走（体育虽然是副科，也要参加会考，会考不过的学生不可以参加高考），根本不设置相关课程，而即便安排了“德美劳”教育的时间，学生们在这些课上也远不如在有关高考的课程上那般专心，开小差的、做作业的都大有人在，执教这些科目的老师对学生们的表现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没有足够的底气要求学生认真对待这些“副科”。
人的身体要想健康成长，就要吸收多种营养物质，只要蛋白质不要维生素的，或只要维生素不要蛋白质的，都会生病。教育也是一样，单纯强调“智”，无视“德体美劳”，即便塑造出比爱因斯坦还要强悍的智慧强人，也是畸形的天才。此外，智力的发展也不是单靠做几道算术题、写几篇作文就能成就起来，它需要多种能力的交互作用，当个性、天性、健康悉数被扼杀之时，智力也就无从谈起。我们要培养的是会主动思考的人，不是被动接受指令、按固定程式运行的计算机。
尤其可怕的是，被这种畸形体制影响的不只是孩子，还有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能否认，他们对孩子的爱。但在应试的大环境下，他们即便清楚育才的本质，也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只好一次次地将学生拉入浩渺的题海，为他们施加压力，监督他们作业，鞭策他们做题。
在应试下扭曲变形的灵魂难以计数，爆发出的悲剧几乎每天都有上演。减负难，却也是素质教育必经的关口。
减负不等于减少学生作业量，它虽是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却也需一个完善的体系支撑。老师不给留作业，自有家长补上；学校想迎合素质教育，却有领导在身后督促升学率。人综合素质的评价很难，升学率的高低却一望可知。曾有校长响应教育部门号召，对学校的素质教育建设做了一番大胆的畅想和计划，当他满怀热情地将自己的想法汇报给当地领导时，得到的却是冷漠的回应，领导对素质教育的建设根本没有兴趣。他反复提醒这位校长，升学率才是第一，如果为了开展素质教育拉下了升学率，高中考成绩进不了本地前三名，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撤了校长的职。
素质教育是什么，相比应试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多大好处，家长未必都清楚。但北大、清华很难考，不上大学就难有出路，这些道理却人人都明白。学校减负了，少留作业、不办班，既不加课又不搞成绩大排名，家长们可坐不住了，这不是视孩子前途为儿戏么？为此，他们不是几次三番建议学校多留作业、多补课，就是威胁着要将孩子转到那些课业安排得满满的学校中去，让学校左右为难。
现在的学校，除了要承担教书育人的义务，还要顾及自己的生存发展。经济建设也是各学校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而经济二字，也是和分数、升学率等因素挂钩的。升学率高的重点校，自然可以摆出“差一分，多收钱”的主动姿态。武汉市的某重点中学，几乎每年都招1000多名学生。而在这1000个孩子中，公费生只有500多个，其他的全是须交纳不菲学费的自费生。这自费生也按分数的高低被划分成几个等级，每个等级的收费标准都不一样，调节生是6000元，三限生是2万块，借读生交得最多，2.5万。他们可都是学校的经济命脉，没有他们的慷慨解囊，学校的硬软件建设就都没有了依托，而让他们不惜高价削尖了脑袋往这所学校里挤的原因，还不是升学率？在素质教育和升学率间，选择哪个对自己更有利，校领导心知肚明，教师们也都清楚自己要怎样做。
老师家长是大，学生是小。没有哪个学生敢违背家长老师的命令，或在他们的面前唱响减负的旋律，于轻会落得情理并进的说教，于重少不了挨上一顿好打。减负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如果一项措施只有利于一个方面，则必然会在其他因素的阻挠下难见成效，因此，无论推动针对于谁的改革，都必须兼顾其他利害要素。
教育生长在社会大环境中，为社会而设，也为社会服务。不可否认，应试教育也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为我国的建设做出贡献。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其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明显。重点学校的存在，师资力量分布的不平等，注定了对享受有限优势教育资源名额的争夺要格外激烈。所以，缩短学校与学校间的差距，淡化重点校的神话色彩，大力扶植基础薄弱校，也可以间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毫不客气地说，人们什么时候走出“考试最重要”的教育误区，什么时候才能让减负愿望得以真正的实现。负既然已经开始减了，就要减得实在、减得全面，要靠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于上，建立健全以才能取人的先进用人机制；于下，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此，应及时更新教材内容，科学设计各种课程，改进教学方法，为素质教育的真正诞生营造良好的氛围。
新生事物的诞生总不可避免的要经历一次次阵痛，教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减负难，不减则死路一条。减负如同搭在弦上的箭，不得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