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快乐的美国“穷人”（2）

    1960年，伴随经济的成长、国力的雄厚以及民权运动的诉求，美国的各项社会福利制度开始全面扩张。与30年代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贫穷问题不同，60年代则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工业化经济所导致的更具复杂性和多重性的结构性贫穷，因此，解决的对策也更加全面而激进。1964年尼克松总统倡导的“与贫穷作战”提出的措施有：一是强调“平等”的民权法案，希望消除人为的不平等与歧视；二是强调“减税”的减税法案来增加收入和提高购买力；三是强调“就业”的经济机会法案来激发潜力，开创就业机会，使每个人尤其是穷人能够有充分可行的社会参与，从而消除贫穷，缔造一个“大社会”。虽然“与贫穷作战”方案是针对少数人群所设计的，但其蕴含着极为深远的社会性目标，即试图通过排除社会与环境的障碍，不仅使穷人获得救助，更重要的是消灭贫穷，并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美国的社会救助体系（Aid to F***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以下简称AFDC）下包括老年人扶助，盲人扶助、残障扶助、失忆儿童家庭补助。这些政策都需要通过资产调查，内容包括：一是直接的金钱提供，以提高贫困者的购买力；二是直接提供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宅与医疗照顾；三是重点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四是与创造就业机会相关的方案。1974年社会安全修正案对公共扶助做了较大的改变，主要是将分类补充的公共救助整合为补充安全所得，并将之纳入联邦政府主管。

    美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从运行的过程和结果看，仍有许多问题有待思考。

    一是对贫穷的认识问题。“新毡与“与贫穷作战”基本是将贫穷看成是一种非常态性的与非必要性的现象，同时还认为贫困者的失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刺激不够以及缺乏充分的工作准备造成的，所以美国政府以“劳动原则”作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原则，深信通过各种公共救助方案，能够解决贫穷问题。这种以中产阶级价值观和利益兴趣作为参考的思考模式，自然使济贫方案的成效大打折扣。

    二是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问题。社会救助制度的出现更多是源于经济发展而诱发的社会变迁及其社会不稳定，包括种族歧视、黑人暴动、公民权运动等，因此社会救助制度更多地凸显了其社会控制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在处理黑人贫穷问题方面。

    三是社会救助政策的社会性后果问题。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救助政策本身的后果，如新贫穷文化，福利给付不公平、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