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空间传播出去了。回头看刘心武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为“平民红学”“出了闷气”，又怎么理解呢？红学界有一个很不正常的风气，凡观点不同，就会影响人际关系的冷暖。即使周汝昌先生这样如此奖掖后进的老学者，也不免沾染其习，刘梦溪先生曾批评周汝昌先生说：

    他主张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畴，置考证派红学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这样做，实际上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刘心武先生同周先生交往颇多，加之他也热衷探佚学的研究，且著作频频问世。大概学术观点倾向一致之故，不自觉的与周先生的情感同出一辙，讲了一些感**彩过重的话语。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替周老先生抒不平之气：“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周老自己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此话差矣，翻开国内外几部红学研究史，那一部不推崇周先生是考证派集大成者，岂止是“民间”？

    郭豫适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九章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专章介绍周先生的红学研究成果，长达两万五千多字；韩进廉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设专节介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白盾先生主编的在1997年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设专节介绍“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刘梦溪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设专节介绍“考证派集大成者周汝昌”。几乎国内外对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已达成共识：考证派集大成者。

    至于周先生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那只是个人意气的宣泄，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名单赫然写着周汝昌；《红楼梦学刊》编委也赫然写着周汝昌，难道这还不算红学界的？以上这些都是学术宗派和私人情感的纠葛，不必多说。但可以看出：刘心武先生沿着周汝昌考证与索隐合一的道路发展，成为新索隐派的带头人。学术界对新索隐派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而是针对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试想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在红学界就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必然处于尴尬的局面。然而刘心武先生并没有认识到此路不通，相反却引发了受压的情绪，以“平民红学”作为对阵，又差矣！

    综上所述，我们对刘心武现象作了概括而简要的剖析，既从宏观上，即文化现象的社会性，指出它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又点到了他个人的学术情结。但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审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红学发展史、曹家历史本事，以及学术思维方式等各个视角去探析，才能发现在浮动的、琐碎的、狂热的现象的掩饰下，文化现象与社会趋动潜在的关联，深刻而合理地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