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学术情结来看，刘心武先生提出“平民红学”与他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进入九十年代，伴随当代中国文化发生的深刻转型，社会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时代。刘心武先生正是在这个文化时代的不间断的对话中，写出了他的长篇名作《风过耳》和《四牌楼》，以创作的实践昭示了昔日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终结。在他这种文化思想的烛照下，投入了《红楼梦》探佚的研究，而且一发不可收，也许是实践了他自己的人生信条：

    真正的品位是超脱于他人的眼光和褒贬，在多元的文化格局里找到自己钟情的精神空间。

    显然，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是与他创作上倾向“平民文学”、“平民传记”的思维是一致的，何况作家与学者专家确实有不同的文化视野，总是带着洞悉生活，与时代对话的心态，把《红楼梦》研究的定位也贴近大众，以平等的心态、平和的方式来讲述。他同记者对话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却走偏了。

    十几年来刘心武先生沿着探佚学的思维模式研究《红楼梦》，开创“秦学”，几乎不为学术界多数的专家们所认可，甚至遭到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先天不足的探佚学在学术界本身就处于的尴尬的地位，况且近年来探佚学的研究完全滑进了索隐派的泥坑，只配学人侧目而视。这种在红学界受冷遇与创作界享有盛誉的巨大落差，造成他心理的不平衡，情感上的不服气。所以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明确地指出：

    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而他本人对探佚学的前进无路却并不以为然，“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他的自信越发使得他对学术界从事《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的专家和学者视为“垄断”，感到压抑，所以才喊出：“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刘心武先生可能受到某些“权威”的轻视，但也受到另外“权威”的重视。在研究和写作中一直与红学家周汝昌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而且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奖掖。周老先生在几近双目失明、双耳失聪的境况下，不仅关注刘心武先生每一个具体的细小的探佚成果，而且还不断提笔写信、赋诗，作为他的学术后盾。仅《红楼望月》一书就选登了6则周汝昌先生的书信，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远离“权威”。不仅没有远离，而且以“红楼梦讲座”的形式将周汝昌晚年学术错误倾向在更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