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

    在两人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借到了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胡适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胡适为此很是兴奋。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一)》，就是根据《四松堂集》对《红楼梦考证》所作的补充与订正，又写出《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文章末尾，胡适对蔡元培为他提供《四松堂集》特意表示了谢意：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对考证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赏：“阅俞平伯所作《红楼梦辨》，论高鹗续书依据及于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同样，胡适也把《雪桥诗话》借给蔡元培，让他了解其中所载曹雪芹情况。两人的这种雅量和胸怀是后世许多学人无法企及的，堪称学者的风范。

    胡适晚年在回顾这场争论时曾颇有感慨地说：“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蔡元培晚年回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往事经历时，总爱提及胡适，显然他将引进胡适视为自己发现人才而自豪。

    （三）辩论的成果

    批评和论争是发展学术的必要方式。学术上的是与非，是在学者们的研讨、争论中才能辨清的。经过胡、蔡之间的论争，“索隐红学”很快在读书人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学术地位。胡适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形成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学派。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学术规范，为一门学科打开了局面，有力地推动了红学研究。1964年8月**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的这个评语是客观的。

    学术界普遍把《红楼梦考证》视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截至今日，胡适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论断，虽经百年时光的冲击、洗刷，依然是站得住的，有着里程碑的性质。从此新红学考证派为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其后的研究多是以此为起点进行的。

    三、与刘心武先生争鸣的意义

    我与刘心武先生争鸣，其意义首先在学术探讨，彼此补益，促进研究。

    刘心武先生说：“我个人的研究方法，属于探佚学当中的考证派，我考证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现在进行这些考证，我觉得不好笑，因为脂砚斋鼓励了我，脂砚斋就说了，‘大有考证’。”

    何谓探佚学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为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说：

    他所用的论据：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笔、隐喻、暗示和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脂批”。从今天看，两者都是第一手材料。但是这一工作，却仍十分困难。因为伏笔、隐喻之属，需要猜，猜，就难保证十分准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处，要分析、辨别，才能用来印证。……但由于资料有限，而明确的资料更少，这就使得有些结论，猜测推论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满足。在这里，其意义便只限于提出问题，给出可能的设想……

    姚先生说得很中肯，探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