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举上述的例子，是想说明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的确是下了功夫，读了许多书。假如说争鸣的对方有一桶水，那么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否也有一桶水，争鸣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尽管作家审美视角与学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只要是学术研究，就为争鸣铺垫了好的前提。

    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批评

    理性原则是学术批评的规范。也就是说理性的学术批评，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只批判理论本身；批评该思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批评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评其学术思想对该领域和社会的影响等。我在1998年曾发表过一篇评论红学家胡文彬的论文，其中特别写了一节关于学术争鸣的问题，对今天我们红学界的学术批评仍是有意义的。摘引如下：

    红学界的 “霸气”主义早已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胡先生指出：他们“只准别人附和，不准另有异议，缺乏学术上的民主作风，大搞红学界内的‘霸气’主义，结果是谁也压服不了谁。相反扩大了矛盾，加深了隔阂，从学术之争发展到不正常的人事之争。还有的人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横扫一切，全盘否定别人的研究成果，以为自己最革命最正确。凡此种种由来已久，至今尚有余风。”历史上像这样“风”刮得最典型的莫过北宋古文运动后期。王安石当政废除诗赋取士而改试经义，并把自己主持编写的《三经新义》，以及他那部《字说》作为学校教材，致使文坛一度沉寂冷落。苏东坡继承欧阳修为端正文风而斗争的传统，对王氏新学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尖锐的批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为匡正文风，敢于力排时俗，直言相争，但并不由此贬低王安石，反而明确指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王安石也并没有因苏东坡的批评而引起彼此之间意见抵牾，而构怨积恨，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相反，在苏东坡落难时，爱才心切，胸无芥蒂，出于公心，相助于危。而当王安石罢相后，苏东坡路过江宁，拜访王安石，两人聚会金陵，同游蒋山，留连累日，唱和诗文，倾注友情。古代有苏东坡、王安石如此高尚的人品，近代有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相争，但彼此推崇，共创新文化。从古至今学术之争是必然的，但讲究人品的高尚则是一贯的。所以红学界特别应当“提倡理解和宽容，对人要理解、要宽容，对学术也应该如此。”这是胡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讲述此问题的期盼吧。⑥

    回顾八十年前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论争，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件。除了学术见解不同之外，他们执着于学术探讨，营造争鸣的友好氛围，体现崇高的学者风范，都实在令人赞赏和钦佩。不能不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的素养、学习他们理性的范式、追崇他们为人的道德。

    （一）学术观点的分歧

    1917年1月辛亥革命元老、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胡适于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授。胡适在北大，颇为蔡元培所倚重。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杀青后，蔡元培亲自为其作序，并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的出版为胡适在中国学术界赢得了声誉。他们两人的交往更为密切，除经常见面外，还不断书信往来，彼此关照，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