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恋。”

    他把脸色沉下来：“这是丑化贾宝玉！”

    话已至此，我也无路可退了，便直截说道：“《红楼梦》不是颂扬公子哥儿的风流，而是批判纨绔子弟的荒淫；曹雪芹不是在刻画一个美的形象，而是用他那春秋之笔，鞭挞一个‘于家于国无望’的‘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他知道，他是说服不了我的，便好意劝我道：“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但千万别写文章。至少是现在别写，少惹事。”

    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在那个容不得半句不同声音的红学时代，我没写文章。但从此我俩见面就争论这个问题。

    他坚持他的“贾宝玉是同情女性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典型”说；我坚持我的“贾宝玉是玩弄女性的、淫荡无度的纨绔子弟，而不是同情女性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典型”说。我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20多年来从未因学术之争而损伤友情。

    他如今已是久住医院之人了。清醒时在病床前问我：“听说你写了一部《林黛玉新传》？”

    我坦率地回道：“听你的话，不写那种争论不休的论文了，写一部小说，立此存证吧！”

    他笑了，“现在，时代不同了，写也无妨，也是一家言嘛。”

    “春风大雅能容物”。他是一位“海纳百川，能容乃大”的学者。《林黛玉新传》付印在即，临时撤换了早已写好的序言，记下这段22年前的往事，献给我的这位学术界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