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红学空间的“学术共享”问题
赵 建 忠
作家中评论《红楼梦》的很多，张爱玲、王蒙、李国文等，还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尽管他们不是专门的红学家，但他们的红学著述，往往更能沟通人们的心灵也就能给人种剥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时还是红学家们说不出来的，尤其是鲁迅对贾宝玉的评论，一句“爱博而心劳”，至今没人比这概括的更精辟。个中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内部，是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诠释的。近十年来，以《班主任》一炮打响的当代小说家刘心武也转向了《红楼梦》研究，起先，我也没太注意，以为他不过是一时兴趣所至去借《红楼梦》抒发自己的感慨，但刘心武却认为他写的那些系列《红楼梦》小说为“学术小说”而非泛泛“戏笔”，是他多年来红学探佚研究成果的结晶或载体，他并且宣称开创了“红学”中又一新学派——“秦学”。最近，他又应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栏目邀请，录制了系列红楼节目，还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作为书名，以书面结集形式由东方出版社公开发行。从2005年8月至今，该书销行以来，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现了盗版现象，这也可以说是创了红学著述的记录了！
刘心武真的解开曹雪芹“之谜”并“揭秘”了《红楼梦》么？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当然有理由奉献对他的敬意，因为他完成了两百年来红学研究者们前赴后继都未竟的事业，百年寻梦，一旦“揭秘”，怎不令吾人欢欣鼓舞？然而遗憾的是，我在通读了刘心武的一系列“学术小说”和红学论著之后，得出的感觉却是：他不仅在具体的情节描写方面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而且在人物形象刻画上也背离了《红楼梦》原著形象的性格发展逻辑；很多具体结论更是荒诞不稽，于史无据；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学态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随意比附、主观臆断的问题。由于刘心武本人作为著名作家的轰动效应，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笔的煽情渲染，更有新闻媒体、报刊的大张旗鼓地宣传造势以及出版社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耸听的所谓“揭秘”已经和正在愚弄、误导着千千万万个读者和听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几代红学家们筚路蓝缕开创“红学”的艰辛成果以及为这门“显学”所做的正面普及的努力将化为笑谈。红学界的师友们常常感慨：两百年来辛苦积累的红学著述在民间的影响和普及，还抵不上一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热播。可见传播载体和舆论导向是多么重要！
刘心武是如何“揭秘”《红楼梦》的呢？他声称是“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本文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利之争”，尽管他认为这样做并不是其终极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但通观他的红学著述，给人最深印象就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归纳的“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一套路数。虽然他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隐而是“原型研究”，并特别强调“原型研究是一种世界很流行的文学研究模式”，但从实质上看，刘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实也不过是传统的“自叙传”与当代新索隐糅合后的产物而已，并且在钻牛角尖的具体研究过程中，比旧索隐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说流行世界的“原型研究”模式，这种方法本身也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种研究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有其独特的视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点而导致偏差，问题的关键在于： 刘心武的所谓“原型”，并不是研究者和公众普遍认同的而是他主观臆测的“原型”，何况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时“原型”也未必是一个。试问： 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废太子后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么过硬的史料支撑？其实，只要查阅爱新觉罗宗谱、皇室玉牒以及清代养生堂的有关文献，这个问题并不难弄清楚。因为涉及到皇室血统，从怀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会有专门记载；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内名士，平日里宾客辐辏、门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这样的复杂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长着几个脑袋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钦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红楼梦》第十一回的“园中秋景令”即“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通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居然被认为是隐含着“秦可卿真实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刘心武指出这样的写景方式在全书中是个孤例，“奇的是用在一个似乎是最不必展开描写风景的‘坎儿’上”，他还进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处季节时令的某些不合榫现象，从而得出是隐语而非写实之景的奇谈怪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成书过程的异常复杂，《红楼梦》中时令以及人物年龄的漏洞、破绽这些矛盾之处还有很多，前人已备述矣；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进程考察，回前、回后或中间偶尔插入一段不见得很协调的诗词是一种过渡现象，那些诗词还有上引的小令之类，往往具有“镶嵌”的没经过完全融化的特点，当然，曹雪芹会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尽量让那些东西运用得自然协调，但“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我们今天的人怎能援此孤证去曲为解说呢！还有秦可卿卧室的陈设，所谓“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也被刘心武牵强附会地看成“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实证，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人都知道，这些夸张的描写大都是从诗词中脱化而并非实境，不仅《红楼梦》其他小说也有过类似语句的引用，它不过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环境和态度罢了，岂可胶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实？更滑稽可笑的是，《红楼梦》中“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一回，本来是专为秦可卿看病而开的一张药方，那头十个大字“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竟然被刘心武用索隐式的拆字、谐音法强断为两句分读，所谓前半句中“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术”理解为“半数”的谐音，后半句是“令熟地归身”的谐音，也就是皇室夺权最终失败后让秦可卿在自小寄养长大的贾府自尽，连这么一个普通的药方都认为大有深意存焉，我们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够丰富！如果《红楼梦》是由这样一些隐语谶言构成，还要靠后世读者去如此“猜谜”、像破译“密电码”那样才能读懂，那么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为充盈着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的旷世巨著了！《红楼梦》的确有“隐”需要去“索”，但不管这部小说存在着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当它一旦进入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小说艺术整体中时，就必然会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从而又构造成为了新的意义单位，所以，单纯用索隐和考证的方法去获得《红楼梦》的终极意义和精神向度，显然是徒劳的。其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早就深刻指出过这个问题，陈独秀在1921年写《红楼梦新叙》时还提出中国古典小说有一个悖论现象，就是既写“人情”又写“故事”，“这种不分工的结果，至于两败俱伤”！历史伤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说的伤害者，导致他们总要去小说中寻索“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