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那么你是彻底失败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坏，那么你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这说明你总算还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如果反响强烈，形成的局面是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获得真正的成功了。后来有人夸张地将他的这一观点称之为“梅耶荷德定律”。我忽然想起“梅耶荷德定律”，是我觉得按他那说法衡量，自己这回像是获得成功了，但我真的获得成功了吗？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是一种锻炼。

    红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要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允许“行外”的人说话。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当然，面对聚讼纷纭的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必苟同别人的见解，在争议中从别人的批评里汲取合理的成分，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对于我在“红学”方面的研究，我有着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当然，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以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了；千万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广采博取，从善如流，欢迎批评，不断改进。

    “红学热”实或虚

    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红楼书”一下子出了50多种，在网上更是热闹。打开百度，输入“红楼网站”，出来627000个页面，输入“红楼梦网站”，出来970000个页面。其中大部分网站都是普通“红楼迷”建的。你是怎么看待这股红学热的？

    刘心武：我的书能热卖，和主流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但《红楼梦》能“热”，归根到底是由其本身魅力决定的，它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以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文学顶峰的象征性标杆，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无论是从爱情、人生、政治等方面，都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在我眼里，“红学”能热当然是好，这比日本漫画热、韩国影视热、哈利·波特热、美国大片热更舒服一些。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

    记者：但也有不少评论认为，这股红学热是虚热，是红学的“大跃进”，大众的文学狂欢。“红学”作为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并没有“热”，表面上是出了一大堆书，但很多书根本就是把旧书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版，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眼下的现象很可能就是一种“红学泡沫”。红学是不可能大众化的，它是少数人的东西。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曾说，红学的生机在民间，事实根据何在？

    刘心武：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这说明，红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现在的态势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间红学的水流旺起来，畅起来了——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是若干民间红学研究者与专业人士共同奋进的成绩。

    关于红学究竟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或者说是在“升虚火”，对红学做出宏观判断，不是我这样的一个“红学票友”所能承担的。我就是自己喜欢《红楼梦》，作了点研究，研究的成果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就给他们出版，电视台邀请我去录制讲座，开始我一再推辞，但是他们一再诚恳地邀请，也就去录制了节目，如此而已。如果说现在红学不是真繁荣，我不是相关责任人，问责问不到我这样的“票友”身上。好比一种戏曲现在不繁荣，或者出现了“假繁荣”，你不能去跟“票友”发火，向“票友”问责，如果出来指责的是专业人士，那就真让人发愣。希望指责“假繁荣”的人士，赶快营造出真繁荣来，让公众共享。

    记者：有不少人说您已经江郎才尽，写不出好的小说，因此在《红楼梦》中寻找新的生长点，是这样的吗？

    刘心武：我并不认为我进行“红学原型”研究是不务正业的行为。我对《红楼梦》作原型研究，就是为了学习曹雪芹把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曹雪芹教会我，要有政治倾向，但到头来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实，但要会进入艺术想象；要有宽广的人道情怀，但又不能回避人性的诡谲。

    至于说我写不出小说，那更是别人对我的误解，其实我一直在发表小说。我最新的小说集《站冰》去年夏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面写的主要是外地到北京的民工的故事。今年我已经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从去年到现在我已经出了17种书。像《心灵体操》，是很贴近现实的随笔集，今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我仍在创作，只是目前我的小说远没有在央视讲《红楼梦》那么引人注意。我的红学研究当然凸显着我的个性。

    记者：《红楼梦》研究与您的写作是不是有冲突？

    刘心武：我努力去体会曹雪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路数，从中汲取营养。我对自己作品，最珍爱的是《四牌楼》，这部长篇小说就饱浸着《红楼梦》的汁液。

    此外，我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可称为“‘红学’探佚小说”。这种“学术小说”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与一般的虚构小说是有区别的，在这些小说中，我都严格地做到：人物、情节、细节或者有《红楼梦》前80回的正文依据，或有脂砚斋批语的依据，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论文的成果为依据，本来应该在小说后列注一一指明，考虑到对一般读者来说会觉得烦琐，影响顺畅阅读，才没附详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说明。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研“红”不仅没有什么龃龉之处，倒有鱼游春水之乐。

    记者：有人认为您现在将精力放在研究《红楼梦》上是放弃了关注现实，是一种不务正业。您怎么看？

    刘心武：《红楼梦》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普及宣讲《红楼梦》与当年写《班主任》同是一种现实关怀，并无矛盾，更无所谓“堕落”。

    来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