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庄的悲哀在于，他们作为纳税人，按律法规定交纳了钱粮，供养着一大批朝廷力量，却连起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这种公共服务的缺失和公共权力的渎职，既是大宋帝国处于灰社会状态的信号，也是国家统治秩序崩溃的前兆。

    石秀、杨雄犯了人命案，走投无路打算到梁山落草，半道上时迁也要跟着凑份子。三人路过祝家庄，因为肚子饿了，就找了家客店准备喝一盅。时迁嘴馋，又小偷小摸惯了，就顺手弄了一只鸡。没想到这只鸡不仅引出了战争，还引出大宋帝国的很多问题来。

    按理来说，这只鸡吃了也就吃了，赔点银子也就算了，可是店小二是“宰相门前六品官”，仗着祝家庄的势力，骄横得不得了，给钱不要，硬要把石秀三个人当做梁山贼寇给拿了。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石秀、杨雄跑掉了，偷鸡的时迁，则被祝家庄当小鸡一样给抓了。

    其实，梁山与祝家庄并无过节。晁盖、宋江等人在梁山立足不久，还没有向祝家庄收取保护费的意思。店小二开口梁山贼人、闭嘴梁山草寇，显然是祝家庄平常宣传得多了，全庄上下舆论一致，把梁山当成了假想敌。一有风吹草动，便草木皆兵。

    祝家庄与李家庄、扈家庄毗邻而居，互成掎角之势。祝家庄有五七百家佃户，估计其他两家也不少。也就是说，祝太公、扈太公、李应是当地的大地主。地主最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所以便豢养家丁，培养自己的势力。三家拥有一两万人的民兵力量，属于当地的地主武装。

    不仅如此，三个庄基本上是全民皆兵，连客店里都堆满了兵器。庄里庄外机关重重，三个庄还订了协议，危急时刻一致安内攘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备梁山草寇来抢掠财物。卧榻之侧有如此强大的绿林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酣睡。

    祝家庄的悲哀在于，他们作为纳税人，按律法规定交纳了钱粮，供养着一大批朝廷力量，却连起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当生存受到威胁时，祝家庄不得不另外出资，招兵买马，训练武装部队，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御梁山的劫掠。也就是说，祝家庄支付了费用，朝廷却没有遵照自身的职责，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的缺失和公共权力的渎职，既是大宋帝国处于灰社会状态的信号，也是国家统治秩序崩溃的前兆。

    在西方宪政制度下，公民纳税具有个人委托国家代为完成自己所必须而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就是

    说，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封建**体制下的纳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皇权**始终是政治的唯一核心。

    中国历史上，赋税被称为“皇粮国税”，纳税人被称为“小民”、“刁民”，统治者一味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完全忽略了纳税人的权利。让交多少就交多少者，被称为“顺民”，予以口头表扬；稍有异议者，被称为“刁民”，则威胁强迫；流离失所者，被称为“流民”，救济措施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稍有反抗者，被称为“暴徒”，坚决血腥镇压。在封建**体制下，义务和权利不对称的赋税制度，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破坏了社会生产，成为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甚至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的基本因素。

    抛开祝家庄的悲哀不论，祝家庄与梁山的冲突原本可以推迟或避免，问题在于他们的宣传教育政策有问题，三个庄一致向村民灌输“防火、防盗、防梁山”的安全知识，把梁山当成了时刻有可能进犯的头号敌人，战争的弦绷得很紧。加上祝家三子、扈三娘、李应骁勇善战，三个庄武装力量十分强大，又大大低估了梁山的力量。于是小小的偷鸡事件，变成了梁山三打祝家庄的导火索。

    对于祝家庄的挑衅，宋江是主战派。在梁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摆出了四条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核心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山寨人马众多，打下祝家庄，可以得到三到五年的给养。梁山本来没有马上想到去打祝家庄，而今偷鸡事件使得可以“趁势去拿那厮”，一下子促成了梁山的战略出击。

    这是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仗，政绩能不能树立起来，关系着他今后的政治地位和声威口碑，所以梁山派出了2/3的主力攻打祝家庄。从对阵的情况看，祝家庄与梁山是棋逢对手。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知祝家庄是出于自信还是对官府的不信任，梁山几乎倾巢来取，竟然不去报官。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官府是出于坐收渔利还是不愿花费军饷，面对两大军事力量的对决，竟然毫无动静。

    不难设想，如果官府及时决策出兵两路，一路协助祝家庄民团，对宋江部形成夹击之势；一路兵进梁山，偷袭晁盖的大本营，梁山将覆灭于此役。可是，官府错过了这个歼灭巨患的绝好机会。官府方面的毫无动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公共服务的缺失，还进一步证明了官府的不作为和无能为。

    由于战前李应与祝彪交恶，李家庄在此次战争中采取了中立。但联盟出现裂缝后的祝家庄依然是块硬骨头。第一次攻打祝家庄，由于地形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