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尽管这种宰割没有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

    尽管我们知道在封建**体制下，老百姓都是冤大头，但当我看到了下面这则材料后，还是很感叹。老百姓痛恨官吏们剥削迫害自己，苦于无法应对，只能恨恨地骂一句“官兵如匪”。学者则文绉绉地总结说，贪官是体制内的匪，匪是体制外的贪官。其实，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官吏们一旦做起匪来，岂是那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草寇所能比的？

    清朝时，浙江山阴人蒋渊如看到做官有利可图，一心想弄个知县干干。急于牟利的蒋渊如显然不会走读书致仕的道路，他选择了投资回报周期短的买官。蒋渊如家境并不富裕，他缺少启动资金，因此就与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等朋友商议，集资买了个最先得缺的候选知县。五个人在神灵前歃血为盟，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大股东蒋渊如任县令，二股东唐文卿、陈柏生分任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小股东王平斋、吕少川分任钱漕吏员和公务吏员，严防肥水外流。几个月后，蒋渊如如愿以偿得了个肥差。上任之后，五个人只有分工不同，并没贵贱之分，各无怨言，上下其手，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年收入高达二十余万两白银。这等眼光和水平显然是一般草寇所无法比肩的。曾经有人作诗戏之曰：“捐官结得五人义，获利平分十万金。”

    相对于这五个人，梁中书显然要幸运多了。作为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梁中书一分钱没花，就坐到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的位子上。北京是北宋时东京汴梁的三大陪都之一，政治地位极高，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大名府留守是个标准的肥缺。梁中书在这个位置上，到底榨取了多少钱财，已无从考证，但他的吸血能力无疑非一般小官吏可比。梁中书对蔡京的“提携之力”一直是“感激不尽”，每年农历六月十五蔡京过生日，梁中书都有所表示。他给岳父大人兼当朝太师送礼，肯定不能买个蛋糕或弄束鲜花就了事。梁中书出手很阔绰，第一年，他花十万贯买了一大堆珠宝，准备送给蔡京，半道上被人抢了。第二年，他又轻松地掏出十万贯，买了一大堆珠宝准备再次进贡，谁知被“送”到了梁山。尽管生辰纲丢了，但惊人的数目，足以说明这位大名府留守的确生财有道。梁中书的十万贯被晁盖等人抢了后，成了梁山众兄弟的发展基金。一个官养活了那么多匪，本事的确不小。

    对梁中书的搜刮之道，我们现在知之甚少。但通过他的下属蔡福敲诈李固的手段，可以以一斑而窥全豹。蔡福后来虽然位列七十二地煞，但却是个地道的贪徒酷吏。卢俊义被告发后，他的管家李固欲置其于死地。李固拿着五十两蒜条金找到了牢头蔡福。不料，蔡福摆出了“下民易虐，上苍难欺”的道理，似乎不愿意干，而真实的意思很明显，看不上这点钱。李固加到了一百两黄金，蔡福按捺不住性子说：“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然后把价码加到了五百两黄金。有这种讨价还价的本事，显然比草寇打家劫舍艺术、轻松且实惠得多。其实，对这么一个鼎鼎大名的河北玉麒麟，梁中书不问青红皂白就拿下，根本原因就是盯上了卢俊义的财富。卢俊义这么大一个富商，居然不积极主动地向梁中书掏腰包，你说他生不生气？

    先民在《诗经》里曾疾呼：“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对老百姓来说，相比在桃花山的小霸王周通、少华山的朱武等、清风山的燕顺、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蔡京、梁中书之流显然比匪还匪，无疑是社会上最大的硕鼠。据史载，蔡京、高俅、童贯等人都是家财万贯、奴婢成群的大富豪。实际上，在古代让官员达到况钟在《示子诗》中所说的“虽无经济才，尚守清白节”，只不过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而已。像海瑞、况钟这样的清廉有为的官员，在古代是极为罕见的，而贪官酷吏则比比皆是。这种人对社会及老百姓的危害远甚于匪。

    在官府眼中，梁山上的弟兄显然是草寇匪类。凭心而论，不管梁山聚义是什么性质，为了生存计，梁山确实也干过土匪的勾当，经常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