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阅读梁山好汉们的故事时，往往比较热衷于关注他们现身江湖时的种种“酷”姿与张力，而对他们旧往档案的记录，则含糊地持着可有可无的淡漠态度。

    然而，好汉们旧有的档案，在后来的排座次时，其实都是生效的。“投名状”的规矩在林冲之后，似乎便取消了。大抵英雄在落地生根之后，便要解卸去套在脖子上的镣铐。

    你想要上梁山，除了本领之外，还得审查你在俗世受冤枉的程度。“水浒”在召唤诸多好汉们上梁山时，几乎都是先入为主地替那些主观上并不愿意抛弃俗世的人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委屈的前提。像林冲那样被逼上梁山，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壮举，但倘若你是顶着一顶绿帽子上山，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笑话。

    作为梁山好汉，绿帽子无疑标示着一个男人尊严的终结。梁山只崇尚血肉横飞的红色。当然了，小说总的来说只是一种虚幻或者美妙的假设。问题在于它的这个前提是否合理？

    从这个基准来看，“病关索”杨雄之窜逃上梁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不合理的。首先，他的头上的那顶令人同情的绿帽子，让无数的读者摩拳擦掌，恨不遁入空门，做个旁敲侧击的和尚。其次，作为男人，从**上去解剖一个女人的酣畅淋漓的做法，实际上是无耻的。

    如果你要领略好汉们的风采，女人是个最好的角度。

    所谓的江湖价值取向，其实都是假设的。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评析一下浪漫的江湖与俗世的现实之间，到底哪个更能体现真正生存的活力的话，我想，凝聚着俗世生命精华的潘巧云，如果有机会走上法庭，她或许会有更多胜诉的理由。

    她的**，让我在阅读《水浒》时惊心动魄。而她的并非出格的风流片断，则让我看到了中国男人的卑微。

    我们一提到杨雄时，第一个反应便是他痛打“踢杀羊”张保等几个为非作歹的兵痞子，然后与石秀结拜兄弟。大家请注意作者对杨雄的外貌的描述，他“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面皮，细细有几根髭髯。”

    蓟州一带，便有燕人张翼德杀猪成名的辉煌纪录。一个正常人，倘若砍杀的脑袋多了，对**自然便不会太过于关怀，然而也造成了精神的阳痿。因此杨雄便疏远了在施耐庵看来十分性感的潘巧云，以至于陷身于剁碎人的精神与**的技术研究之中。

    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像杨雄这样的冷血绞肉机器的。看看，潘巧云是个鲜活的女人，倘若她对生活的需求，只剩下一张床榻跟几句鹑衣百结的谎言的话，她是不会卸下作为女人的尊严的。杨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