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浒》，是作为一部小说流传在读者中间的，但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又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宋史》有三处记载宋江农民起义的事，其中《张叔夜传》记载最为详细：

    ……叔夜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觇其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令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但是，历史记载中这样一个简单事件，在文学作品里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这说明：水浒英雄产生在农民斗争的中间，人民照自己的意志给以渲染和修饰，使得故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民间的艺术家采集了它们，编成“说话”演唱的内容，并进行了更大的艺术加工。像宋罗烨《醉翁谈录》所谈到的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可能都是平话中个别人物的英雄传奇。而到了宋元之间流传的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它所记述的宋江三十六人的事迹，就更加接近水浒基本情节的规模了。元杂剧有《黑旋风双献功》、《双献头武松大报仇》、《宋公明劫法场》等，王国维《曲录》里也录有二十二种水浒剧目。可以设想在佚去的话本和剧文中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们都在《水浒》成书以前。毫无疑问，元明两代连连爆发的农民起义斗争，有给水浒故事添加了现实的血肉。先是三**伙、七十二小伙，到了小说里便成为千军万马了。

    对于这次农民起义，小说确实是做了极大的艺术夸张。和同时代的方腊起义军相比，宋江起义军的规模不可能超过方腊，这从历史记载里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上所说，《水浒》这部小说是根据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加工创造成功的，很显然，无论是在传说阶段，还是在作者的集中再创造阶段，它都大量地概括了同类史实。宋江这支起义军的千军万马的大聚义，虽然不尽符合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它却符合宋元明三代以至中国封建社会多次起义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正如**所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历史，才产生了《水浒》这样的小说。

    《水浒》反映的时代，确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化的历史时期。北宋王朝一方面对外屈膝，缴纳岁贡；一方面穷凶极恶，掠夺人民。有名的“花石纲”，使人民破产，激起“饥民并起为盗”。《水浒》选择了这个时代，把宋江起义军的历史事件描写成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攻城略地的人民大起义，也是符合这一历史时期历史生活的真实的。

    《水浒》一开头，并没有铺叙千军万马的场面，而把高俅发迹的一段小故事作为全书的引子，因为高俅的发迹，正是封建王朝腐朽生活的写照，高俅的画像正是“六贼”集团的缩影。金圣叹曾这样评价这一高明的笔法：“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的看法未必符合实际，但在《水浒》作者，这确实是用心的杰构。高俅出场后，王进因高俅迫害而夜走延安府，林冲因高俅诬陷而发配沧州道，杨志因高俅的斥退而流落东京城；在全书中，高俅始终和蔡京、童贯狼狈为奸，作为梁山起义军的主要敌人而展开活动。安置在小说开端的这个引子，概括地表现出水浒起义的政治背景。

    不过，渗透着《水浒》情节的梁山起义的壮阔的历史背景，不仅只是高俅这一特定时间而展开，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延伸开去，勾画出宋代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显示出不同人物怎样在他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水浒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其中有渔民、流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的知识分子、行脚僧、江湖道士，有封建政权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在不堪官府压迫下参加了义军的行列，这就更深刻地反映了徽宗王朝腐朽统治的危机和必然覆灭的命运。正是在不同人物通过不同道路汇聚梁山的每一个特殊情节的构成里，作者创造了义军主要英雄人物精彩的性格传记；从每一个或每一组性格传记里，广泛地描绘了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同时，这样的情节构成，又是这特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像林冲、鲁智深、李逵、宋江、杨志、石秀、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和他们相关联的“传奇”性描写，都充分表现出艺术情节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它们千姿百态地展开了不同的被逼上梁山的生活画面，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引导了小说主线的发展。他们个人性格的完成，并未终止在个人的生活命运里，而与农民起义运动的整体命运相联系。这个时代的典型社会矛盾所造成的结果，是“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斗争规模，它不再是三拳打死镇关西式的个人斗争，而是攻城夺县，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摧毁县、州、府政权，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消灭祝家庄和曾头市这类恶霸地主势力，真实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规律。也只是在《水浒》这样的情节构成里，才使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与农民起义运动相辉映，成为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极少有的歌颂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文学杰作。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4-3 11:38 　 回复此发言2 论《水浒》（李希凡）

    二

    自然，文学作品的创作，终究不是历史的写照，它需要创造感人的艺术形象。在《水浒》的情节构成里，作者集纳、吸收了民间传说与平话中水浒英雄的传奇故事，创造了梁山义军主要英雄人物精彩的性格传记，广泛地描绘了封建社会复杂的社会面貌，创造了那些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和鲜明形象。如前十六回林冲、鲁智深、杨志被逼上梁山的故事，以及其后的宋（江）十回、武（松）十回、石（秀）十回，都是小说中最精彩的章节。这些人物由于个人的生活地位、社会身份以至于命运际遇的不同，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独特的个性，丰富着每一个艺术个体的生命。

    从出场先后来看，继九纹龙史进之后，是花和尚鲁智深。从渭州经略府的提辖官到梁山泊头领，这便是鲁智深的性格斗争生命史。鲁智深的被逼上梁山，不是由于现实对他的迫害，而是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结果。鲁智深虽是“粗鲁”之人，可由于他一身好武艺，统治者还需要来帮护。他本来可以“逍遥自在”地做他的提辖官，然而，他却不能忍受他所生存的社会，对他所看到的不合理的社会压迫采取了进攻的态度。当金氏哭诉镇关西的暴行时，史进和李忠都比较漠然，鲁智深却有强烈的反应，他立刻就要去打死那“腌脏泼才”，虽然被人三番五次的劝住，还是不肯干休，终于三拳打死镇关西。出家当和尚后大闹五台山，被遣往东京的路上遇到小霸王强娶刘太公的独生女儿，又打了周通；瓦官寺那伙道士为非作歹，又拼杀了他们几个。后来听说林冲娘子受了高衙内的欺侮，林冲还“不怕官，只怕管”，鲁智深却“怕他甚鸟”，终于大闹野猪林，到二龙山落草了。鲁智深对封建朝廷的认识是明澈的：“……只今满朝文武，夺是奸邪……就比俺的直裰作皂了，怎洗杀干净？”因而他坚决反对招安，被迫招安后始终郁郁寡欢，当捉住方腊后宋江向他致贺时，还愤愤地说：“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

    与鲁智深相比，林冲、杨志虽也出身下层军官，但在与压迫作斗争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格特色。

    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社会地位并不算低，还有一个和睦的小康之家，只因为高俅的儿子偶然看上了他的妻子，于是一连串的厄运便降临道他头上。先是被诱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野猪林险些被害；到了牢城营，还梦想着在此年逃灾避难，可是鹰爪又向他伸来，火烧草料场，欲置之于死。林冲忍无可忍，这才挺身而出，手刃寇仇，反上梁山。在这段复杂的经历里，林冲最初始终忍气吞声，想从妥协中找到“挣扎着回来”的机会，但他毕竟不是可怜虫，而是忍辱的英雄。在《水浒》英雄形象的创造里，林冲是唯一不以性格的终结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经过了斗争考验的林冲，最终把武艺与生命一起都交给了农民起义运动。在血泊恨海里横刀而出的林冲，不仅在斗争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后来在大势所趋的招安局面里，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曾提醒宋江说：“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第七十五回）然而在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中，他最后还是无声无息地瘫痪而死了。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本来能搞好和上司的关系，“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只为花石纲遭风打翻了船，不能回京赴任，后来听到有复任官职的消息，就又“收得一担儿钱物，讨回东京去枢密院再理会本身的勾当。”虽然被高俅“一笔批倒”，但因为梁中书“留在厅前使用”，满以为又前程似锦了，于是“早晚殷勤听候使唤”。他在教军场上争功斗狠，在押解“生辰纲”途中“恁地逞能”，表现得多么买力！还是那个老念头：“博得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但是，“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终于使这位杨提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有去二龙山落草。杨志的遭遇，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比起林冲来就比较难于引起读者的同情了。

    从以上三人上梁山的道路可以看出，《水浒》的确反映了巨大的历史真实，反映了徽宗王朝统治的危机。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4-3 11:38 　 回复此发言3 论《水浒》（李希凡）

    在《水浒》的历史画卷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始终占着中心的地位。例如阮氏三雄，不仅在“劫取生辰纲”中起了骨干作用，就是“火并王伦”、“活捉何涛”，也主要是他们的战功，他们的出场确实带有劳动人民造反的典型特色。三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