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者反革命两手的需要而编撰成书的。这也是作者赞扬和歌颂农民革命的叛徒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污蔑和咒骂真正的农民革命领袖及其农民革命路线的根本原因。

    刘福通、彭莹玉是北方和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们的领导下，红巾军始终坚持了农民革命的方向。刘福通和韩山童在发动起义的时候曾倡言“天下大乱”、“挑动黄河天下反”，指出“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一三五五年，刘福通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宋政权。一三五七年，在刘福通指挥下，部将毛贵挥师北上，毛贵在战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他们决心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反动统治。彭莹玉在发动南方红巾军起义后，很快就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天完政权，他领导起义群众“杀守令，据城邑”，颇有“天完”压“大元”之势。刘福通和彭莹玉虽然英勇牺牲了，但是他们的斗争精神是永不磨灭的，他们那种在敌人屠刀下不屈服，在敌人腐蚀拉拢面前不动摇的优秀品质，始终鼓舞着革命农民。而封建统治者对他们则恨之入骨，把他们视作“心腹大患”。《水浒》的作者对他们当然也是十分仇视的。

    张士诚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的叛徒。他本是泰州的一个盐贩，因为受了元朝军士的“窘辱”才起兵反元的。他起兵反元，并不是为了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获得解放。占领兴化后，元朝派高邮知府李齐前往招降，“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一副叛徒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但是，由于双方讨价还价没有成交，他又起兵反元。一三五七年，张士诚再次投降元朝，官封太尉。这伙叛徒长期盘踞苏州，生活上骄奢淫佚，“无不志在良田美宅”政治上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因而完全堕落成为一伙新地主阶级分子。一三六三年，张士诚派遣军队围攻北方红巾军宋政权的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丧心病狂地屠杀了农民领袖刘福通，充当了元朝统治者可耻的帮凶。张士诚堕落为封建统治者的鹰犬，这是封建统治者十分赞赏和欢迎的，元朝统治者给他高官厚禄，甚至“有官资者多趋附之”，一些封建文人也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钻了出来，为张士诚所重用。兴化地区民间流传，施耐庵曾做过张士诚的幕僚。清人顾苓《塔影园集》记载，罗贯中也曾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丑恶表演，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胃口，也很符合施耐庵和罗贯中在《水浒》里所要塑造的投降派典型宋江的形象。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施耐庵和罗贯中把民间传说、话本、杂剧中的水浒故事进行了精心的选择、摒弃和篡改，编撰了这部既是向封建统治者献策，又是向农民起义领袖“讽谏”的小说——《水浒》。他们全盘继承了水浒故事中的消极东西，蓄意地“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把昏庸无能、荒淫无耻的宋徽宗描绘成“至圣至明”的君主，对方腊等农民起义领袖极尽污蔑之能事，把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捧上了天。这一切，都是作者为加强当时封建统治服务的。对于方腊式的红巾军和宋江式的张士诚，《水浒》的作者爱憎是非常分明的：“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他们所赞赏的就是宋江这类封建统治者的奴才。“不爱黄金爱宋江”，确切地说，这是作者通过张叔夜的嘴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作者用宋江“官爵升迁”、“青史留名”的结局去腐蚀和毒害广大群众，妄图达到破革命人民“心中贼”的目的，欺骗当时和以后的革命农民放下武器，走宋江投降主义的道路，充当封建统治者的奴才。作者把自己的这种反动观点渗透在《水浒》这部文艺作品中，对广大群众起了更大的毒害作用。

    《水浒》成书后，明清统治阶级为了适应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曾对它作了一些修改和评点，尽管他们出于反革命的策略上的分歧，有这样和那样的修改和评点，但正如鲁迅所说：《水浒》在封建社会里是被“世人视若官书”的。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部书“惟以招安为心”，“足以开愚蒙而醒流俗”，所以他们常常把它拿来作为一把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的“软刀子”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