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思　(1975.11.08)

    《水浒》是一部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水浒的故事，早在南宋的时候就广为流传了，宋末元初的《宣和遗事》已经有了水浒故事的梗概。《水浒》之所以到元末明初才成书，这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水浒》这部书是元末的社会生活，即元末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元末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及其社会基础，直接触犯了《水浒》作者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

    在这次起义中，农民起义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决心推翻元朝的黑暗统治，渴望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他们用“杀尽不平”和“摧富益贫”等革命口号来号召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于是那些被统治阶级污蔑为“贱者”、“窭者”的贫苦农民“皆群起趋之”。他们到处打土豪、夺田地。“海内兵变，江南北巨姓右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一些封建文人视农民起义军为洪水猛兽，惶惶不可终日，象丧家之犬一样，过着“流离播徙”的生活。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封建文人，过去，往来于各大城市，过惯了寄生虫的生活。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寻欢作乐了，不得不“窜身岩石之下，屏迹田野之间。”可是，他们的心却时时思念着金陵（今江苏南京）、钱塘（今浙江杭州）等大都市，“每思金陵及钱塘，恍然如梦寐之所历，心虽系焉，而迹不可复至矣！”他们的处境狼狈，心情忧郁：“日日四山黄雾昏，时时战鼓响江村。愁看春色随流水，那得开怀对玉尊。”他们把仇恨集中在元末农民起义军的主力红巾军身上，对红巾军进行了恶毒的咒骂：“磔红头，凿红骨，誓红不同生，灭红倒红窟。”他们把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希望寄托在“官军”身上，但这种希望却总是变成了泡影：“官军望断无消息，独立斜阳首重回。”

    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仇视红巾军的封建文人的处境是一样的。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和集中，元代一些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城市经济更活跃了，杂剧也更繁盛了。钱塘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中心。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在钱塘生活过一段时期，过着封建文人的寄生生活。一三五二年七月，彭莹玉率领南方红巾军占领钱塘，劳苦大众群起响应，元朝官吏及封建文人纷纷逃离，罗贯中从此流离奔波于各地，施耐庵也迁居兴化和淮安等地。施耐庵到兴化后，在答顾逖的诗中写道：“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兴化别名）好住家。愿辟草菜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施耐庵对农民造反所抱的敌对态度。“年荒世乱走天涯”，就是说，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起义逼得施耐庵一类封建文人走东奔西，颠沛流离。“李生黄瓜，民皆无家”这是元代所流行的一首童谣。“李生黄瓜”，当时被认为是农民造反的“预兆”。施耐庵笔下的“莫教李子结如瓜”，就是要人民老老实实地忍受封建统治，不要“犯上作乱”，不要起来造反。

    施耐庵和罗贯中与那些曾在金陵、钱塘等大都市生活过的极端仇视红巾军的封建文人，有着共同的情感和政治观点。施耐庵和罗贯中，正是以这种情感和观点来写《水浒》的。

    在元末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存在着投降和反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元朝统治者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总是用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农民起义军的，镇压不了就招安，招安不了就镇压。当造反的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立即派出反动军队前往残酷镇压，然而，起义的火焰却越扑越旺，于是，他们又换上一副“牧师”的面孔，用官和禄作为诱饵，使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或钻进农民队伍中的野心家、阴谋家接受招安。张士诚和方国珍就是元朝统治者为农民造反者树立的两个“化敌为奴”的“样板”。施耐庵和罗贯中对元朝统治者的这种“苦心”十分理解。“怀柔胜征伐”，“招抚是良谋”，这是作者对封建统治者采用寻找和扶植投降派，从内部攻破农民革命堡垒的反革命策略的赞扬。《水浒》正是为了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