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作疾”、“必为殃”，都是用于李逵反对皇帝、反对投降的。而且陈太尉既然是“无端”被骂，当然是李逵的无理取闹了。

    这就足以说明，《水浒》作者写李逵等人不愿意投降，决不是为了塑造农民革命的英雄形象，不是为了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而完全是为歌颂宋江、歌颂投降主义路线服务的。

    那么，悲惨的结局是不是对投降路线的批判呢？是不是因为写了受招安以后的悲惨下场，因而告诉人们“造反有理，受招安倒霉”，“投降是一条死路”呢？也不是。《水浒》并没有把受招安本身当作悲剧来写，而是作为这支起义队伍改邪归正，终于功成名就来渲染和颂扬的。至于征方腊以后，这支队伍的溃散和宋江服御酒毒发而死，《水浒》作者并没有把它表现为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而是“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的结果。征方腊之后，高俅等人“因见天子重礼厚赐宋江”，“心内好生不然”，便设计诬陷卢俊义“招军买马，积草屯粮，意在造反”，奏闻天子，给卢俊义、宋江赐御酒，他们借机放水银，下毒药，害死卢、宋。“自古权奸害善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安排这个结局，要批判的只是“奸臣”，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哪有一丝一毫的责难？在征方腊过程中，原梁山泊头领，十损其八，大批伤亡。作者也没有把它与接受招安联系起来，而是借此大肆宣扬“天命论”。书中多次强调这是“寿夭命长，人生分定”。正是：“天数尽时无可救”。显然，在作者看来，造成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悲剧结局的根源，一是奸臣当道，二是命中注定，与受招安毫不相干。作者着力要表现的是宋江的“忠义”。让宋江临死作一番概括终生的自我表白，死后还进入徽宗的梦境“垂泪启奏”。而“至圣至明”的徽宗皇帝，果然“不负功臣之德”，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设庙塑像，终于使宋江博得了“万年香火享无穷，千载功勋标史记”的无上荣光。《水浒》作者通过这个结局，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简直捧上了天。

    由于作者的地主阶级立场，决定这部书只能是歌颂投降主义，污蔑农民起义，作者对梁山泊起义军头领，只是从反对贪官这个意义上把他们称作“英雄好汉”，但认为他们造反是“犯了迷天之罪”。

    《水浒》在歌颂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同时，却通过对方腊起义的歪曲和诽谤，告诉人们：起来造反，不受招安，才是一条死路，以此作为反衬，来歌颂宋江的投降路线。

    我们知道，北宋王朝是一个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宋徽宗在位期间，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还在苏州设了“苏杭应奉局”，派爪牙朱ｍｉǎｎ＠①等搜刮民间花石竹木与珍异物品，兴建宫殿林苑。把广大人民搞得倾家荡产，痛苦不堪。公元一一二○年，方腊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三个月内，攻占了六州五十二县。但《水浒》却把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得到广大劳动人民拥护的农民起义，污蔑为残害百姓的行为。作者借一老僧之口，说“百姓俱被方腊残害，无一不怨恨他”，赞美宋江来打方腊是“天兵到此，万民有福，将军来收此贼，与民除害”。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方腊在东京被处死时，作者恶毒地写下了这样几句诗：“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可见《水浒》作者的爱憎多么分明：投降者善，不投降者恶；镇压革命者善，起来造反者恶。这就是一部《水浒》的鲜明的阶级内容。＊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面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