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铁路分局工人理论组　(1975.09.30)

    **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这部书不仅描写了宋江投降的全过程，还宣扬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封建阶级的“忠义”观等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作为书中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

    《水浒》一开头就提出了“天道循环”论。它认为古往今来，治乱兴衰，周而复始，不断循环，都是“天”决定的。就如赵宋王朝的建立，也是由于“五代残唐，干戈不息”，“感的天道循环”，“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扫清环宇，荡静中原，才恢复了太平盛世。然而好景不长，“乐极悲生”，于是便有“三十六员天罡下临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天道”从“治世”又“循环”到了“乱世”。历史循环论就是宿命论。这种理论束缚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是被压迫阶级的精神枷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宋朝当时的社会情况，就会进一步看到《水浒》宣扬“天道循环”论的反动性。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已开始全面走下坡路了。北宋从它建立之日起，阶级矛盾就很尖锐。大官僚大地主任意实行兼并，霸占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使得广大农民处在“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的悲惨境地。有压迫，就有反抗斗争。北宋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后又有方腊等起义。起义军势如破竹，“所过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沉重打击了封建政权。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一朝一代的形式上的简单地重复，而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越深，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也不断地在发展。《水浒》以“天道循环”论抹杀了这些事实，蓄意为统治阶级进行辩护。它通过宣扬“天道循环”论，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兴起，和最后因被投降派宋江出卖而失败，统统归结为“天意”的安排。

    从“天道循环”论出发，《水浒》的作者把主观臆造的“天国”搬到了地上。不仅宋朝的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统治人间，而且梁山的一百○八人也成了由上界贬落人间洗心戒性的“星宿”、“魔君”。这些人当中，宋江又成了众星之主，统领其他。在《水浒》作者的笔下，皇帝和农民起义军的头领都是来自上天，共出于“天神”系统。他们在上界是“神”和“魔”的关系，在下界则成了“君”和“臣”的关系。这样一来，封建统治者和农民起义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便被一笔抹杀了；农民起义军最终被纳入“顺天”的轨道，“星主”宋江接受“神仙”下凡的皇帝的招安，也成为必然的了。《水浒》中宣扬天命如此，只宜顺天的这一套，无非是标榜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圣不可侵犯，说明忠君有命，招安在天，投降有理。

    “天理”论是“天命论”的变种。《水浒》中一再告诫人们不能违背“天理”，并通过宋江之口喋喋不休地说对反动派造反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这个“天理”论不是别的，它是宋王朝的思想统治工具。宋朝的反动理学家程颐说过，“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朱熹说“天命即天理”。程朱理学把整个封建制度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这个“理”成了宋朝理学的最高哲学范畴。《水浒》中鼓吹“天理”，正符合宋王朝统治的需要，同样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

    有人说“农民起义往往打着‘天’的旗号，宋江讲‘天理’并不奇怪”。不。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不是象宋江那样对地主阶级的“天”顶礼膜拜，而是要以农民起义之“天”代替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之“天”。黄巾起义时就指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在宋代，方腊起义也怒斥封建剥削制度是“岂有此理！”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钟相、杨么起义时，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口号。农民阶级的这些革命思想，同反动的宋朝理学针锋相对。唯独宋江口口声声不离“天理”，整天忏悔自己犯了“迷天之罪”。这只能说明《水浒》中的宋江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的反动本质。

    从“天理”论出发，让宋江受到“天”的启示，获得先验“忠义”道德，以维护封建纲常是《水浒》这部书宣扬投降主义哲学的又一表现。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娘娘便降下“法旨”，告诉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忠”和“义”都有了。石碣天书称他为“呼保义宋江”，说明他的“忠义”已经感动了上帝。就象孟轲所鼓吹的那样：奴隶主阶级的人性可以“至诚通神”、“至诚通天”。天书写的则是地主阶级看到宋江是一只能为他们效劳的鹰犬，由“神”代皇帝对他嘉奖。这是反动阶级一贯玩弄的骗人伎俩。

    宋江的“忠义”观并非什么“神授”，而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