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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1/2)

    方岩梁 (1975.09.02)

    《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鲁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