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讹写，当从靖藏本中有“夕葵书屋石头记卷一”字样的另纸所录此批的文字校正。证之以靖藏本第二十二回的一条畸笏批语，时间上完全合榫：“前批知者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与《红楼梦》关系最密切的四人——一个作者和三个主要合作者，到甲申八月时，已只剩下畸笏、杏斋二人；再三年，到丁亥夏，连杏斋也已去世，“只剩朽物一枚”了。可见，甲戌这条脂批既已标明“甲申”是伤悼“一芹一脂”之年，当然“壬午除夕”四字更不可能是用来记雪芹“泪尽而逝”的时间状语了。

    总之，种种事实都证明曹雪芹癸未年还活着，他不可能死于壬午除夕，而是死在壬午除夕的一年之后，即甲申年初。“墓石”之伪造欺世者，因只摸了一下红学皮毛，闻有壬午之说，而不知其他，遂凿上“壬午”二字以附会之，殊不知恰好是这二字使他露出了作伪的马脚。二、曹雪芹死前没有离开过西郊的居处

    “墓石”在张家湾出现后，人们有种种揣测。特别是那块既非墓碑又不像墓志铭的石头是如此之不像样和不合乎常规，于是想象曹雪芹大概最后已穷极潦倒，迫于生计，不得不移居张家湾，投靠那里的什么亲友；或者说因为借贷甚多，年关将近，为避催讨，只好跑到张家湾去躲债，结果贫病交加，猝死在那里，等等。但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曹雪芹晚年从北京城内移居西郊，确切的时间虽还没有考出，但估计他在西郊住了大约十年左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

    敦诚在喜峰口替他父亲瑚做松亭关征税的差使，写《寄怀曹雪芹》诗时，雪芹早搬到那里住了。因而诗中有“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指雪芹居处）松亭樽（指自己所在）”之语，又有“于今环堵蓬蒿屯”、“不如著书黄叶村”等句。此后，直到雪芹逝世，敦氏兄弟、张宜泉等一些朋友，始终和他保持着诗酒交往。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到次年：雪芹离别在京诸友后，张宜泉作《怀曹芹溪》诗，有“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怀人空有梦，见面尚无期”等语。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敦敏作长句记“别来已一载余”的雪芹回京后，在明琳的养石轩相遇呼酒话旧事。后又写了《题芹圃画石》诗。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敦敏、敦诚赠雪芹及亲自去西郊拜访他的诗，现存就有三首。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即“墓石”上所凿的卒年）雪芹在敦诚家西园兴高采烈地看其“小部梨园”演出敦诚改编的《琵琶行传奇》，还写了一首七律作题跋，现存“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一联。又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据吴恩裕考，也作于是年三月。又在壬午年的一个“朝寒袭”的深秋早晨若雪芹果死于当年除夕，则此时正该是“伊子殇，因感伤成疾”的时候，敦诚“遇雪芹于槐园”，作《佩刀质酒歌》，述得酒后“雪芹欢甚”情景，有“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等句。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仲春：敦敏作《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邀其前来赏春饮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初春：敦敏作《挽曹雪芹》诗。同年或次年春夏间，张宜泉作《伤芹溪居士》诗。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暮春：敦敏作《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

    总之，曹雪芹最后六七年的生活轨迹，在他友人的诗文中，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雪芹西郊居处，是一个近山傍水、丛林曲径、极幽僻优美的山村。其友人写到它的诗句，除称“黄叶村”外，尚有“满径蓬蒿老不华”、“日望西山餐暮霞”、“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等等，可知与张家湾一带一片平旷的地势环境截然不同。而这些环境描写又前后始终一致，其中多数诗句还是在辛巳、壬午年（若按“墓石”所刻，该是最后两年）写的，根本没有丝毫迁徙到北京以东的通州去居住的迹象。倒是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也可证明曹雪芹死前并没有离开过西山。大概张宜泉闻噩耗比敦诚兄弟要迟，没有赶得上在行殡葬之礼时写一首挽诗，但他平时与雪芹倒有“一别三秋”的深厚情谊，故于春夏之间特地再去西郊雪芹故居看看，或者也借此探望慰问亡友的家属（寡妻）。只见门前池草晓露，室内琴囊剑匣，物是人非，触景伤心。诗云：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

    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

    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

    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