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联谓我再访其家，已是“空山不见人”了。藏修地，语出《礼记·学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指雪芹生前专心读书写作的地方，亦即其居处。结句是西山夕照景象，则雪芹最后病死在西山原来的居处还有什么疑问呢？

    或许有人会说，曹雪芹虽没有迁居，但迫于生计，为什么不可能因借贷、躲债或别的什么不得不办的事而在除夕前临时到通州张家湾呢？我想，我们是否把曹雪芹的贫困想象得过于严重了。他的生活确实不可能宽裕，敦诚是说过他“举家食粥酒常赊”，但理解诗也不能太实了。“举家食粥”语出颜真卿著名的《乞米帖》，东坡还用此典写诗说晁补上：“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酒常赊”，众所周知是用老杜“酒债寻常行处有”诗意。总之，不能以为都是实写。雪芹是寻学旁收、多才多艺的，岂能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他生性高傲，“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所以才宁愿“卖画钱来付酒家”、“步兵白眼向人斜”，过着闲云野鹤般的不依傍他人的自由生活。他有不少宗室和非宗室的朋友，他们虽然也未必富裕，但解佩刀以质酒，“司业青钱留客醉”，看来在急难时也乐意向他援手的，所以很难想象他最后生活上会落到走投无路、非在近大年夜时离家涉远不可的地步。至于猝死无棺木收殓而裸葬，墓石竟没有人书写（却又知其名讳），只凭无镌刻经验的人的一把凿子，这就更难令人置信了。

    但上述理由都远不及其“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更重要，也就是说，彼时即使雪芹想要出门也已出不去了。或以为雪芹数月前得病，至年底前已愈，故可以离家去往通州；又因其病后之躯，未复强健，故不耐风寒劳顿，以至有此不测。其实，这些想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雪芹仅仅是生了一场病，不管他病得多凶、多久，最终还是好了，那就不能说他死于这场病，敦诚也就不会在挽诗中特地加注说“因感伤成疾”，加此注的意思是明白无误的：他告诉大家雪芹是因此而一病不起的。决不存在着痊愈的可能。这有敦诚挽诗初稿的两句话可证：“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敦诚感到雪芹过去对自己一直情谊很深，这次他病了，自己却照顾得太少，没有积极地去想办法找一位名医来将他的病及早治好，所以觉得很对不起好友，心里深深地内疚。可知雪芹自癸未秋冬间惟一的爱子殇于痘症后，便感伤成疾，数月来，一直委顿苟延于病榻之上，一病无医，终于在甲申初“泪尽而逝”了。

    至今并没有发现张家湾是曹家祖茔所在的任何证据。雪芹死后，再远远地送到那里去埋葬也是没有理由的。若说那里有曹家祖坟在而尚未发现的可能，雪芹又有归葬祖茔的必要，特别是他家属也有运送其灵柩绕城北而东行的经济能力，那么，殡葬前在京的诸亲友又岂能不告知，何至于草率得如同就地掩埋战骨饿殍？这也是绝对说不通的。三、曹雪芹死后葬于西郊

    曹雪芹既殁于西郊，即使将来能考出通州有曹家墓地，雪芹身后萧条，也必然无力归葬。故伴其亡儿孤魂同葬于西郊故垄该是情理中事。敦诚挽诗有“鹿车荷锸葬刘伶”句，其用意除说雪芹生前好饮外，实兼喻其不拘礼俗的洒脱人生态度，恰似刘伶对人说的“死便埋我”。这也可视作雪芹死后就地葬于西郊的一个旁证。

    有一首吴恩裕几次提到过的敦敏诗，被收入《熙朝雅颂集》而未见于《懋斋诗钞》残本，吴恩裕认为诗是写曹雪芹的，我信。题目为《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诗云：

    秋色招人上古墩，西风瑟瑟敞平原。

    遥山千叠白云径，清磬一声黄叶村。

    野水渔航闻弄笛，竹篱茅肆坐开樽。

    小园忍泪重回首，斜日荒烟冷墓门。

    这首诗写的时间比较晚，当是雪芹死后若干年，《懋斋诗钞》只到雪芹去世的次年，即写《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诗的乙酉年（1765）为止，以后的诗都缺失了，所以见不到这首诗，它是靠选入《熙朝雅颂集》中才得以保存下来的。诗题没有写明“所吊”是谁，我想，这只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在河岸“兼吊雪芹”的诗了，为避免用语雷同而不提名的；再说，在作诗人及其友好看来，提不提名都一样明显，住在“寂寞西郊人到罕”的山村里的故友，除了曹雪芹还能有谁呢？你就翻遍敦敏、敦诚的集子也绝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倘或是一般熟人，也可能因为敦敏跟雪芹多年交往的关系而在西郊再结识几个，但那样的人的存殁，就未必会反映在诗作里了，当然更不会怀着“忍泪重回首”的深情悲感去相吊了。吴恩裕注意到此诗“就环境说，遥山、清磬（蔡按：雪芹居处附近有寺庵）、野水、山村、茅肆、小园，都是在敦氏兄弟赠雪芹诸诗中可征的特点”，这是不错的；还可以补充那里有一条遐远的曲径。我想，此诗中不但“黄叶村”之名是有意识用的，连它写到闻笛和末句“斜日荒烟冷墓门”的凄凉景象，也像是有意在与以前敦诚挽诗中“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等语暗合。所以我一点也不怀疑这首诗正是凭吊曹雪芹的。

    但也有人对此怀疑，认为此诗中“兼有所吊”的对象可能不是曹雪芹。理由是《熙朝雅颂集》中还收有敦敏的另一首《赠曹雪芹》诗（《懋斋诗钞》中有，原题作《赠芹圃》），但编在此诗之后，因而揣测二诗在原来未残缺的《懋斋诗钞》中（按时间排列）其先后顺序也是如此；既然吊诗在先，赠诗在后，则所吊者必另有其人了。这怀疑我以为应该消除。首先，《懋斋诗钞》残缺失佚的是其乙酉年以后的部分，现存的敦敏“自山海关归”后积数年诗作而成的《东皋集》，是他最初自编的集子，那首不见于此集的《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诗，无疑不是他早年未编入集中的作品，而该是属于诗钞残缺部分的诗，应在集子中所见的《赠芹圃》等诗之后。那么，为什么在《熙朝雅颂集》中它们前后的次序被颠倒了呢？这很简单，因为那是一部广掇诸家诗作的选本，诗的来源本就庞杂，编集者并不考虑入选者诗作是否前后编年，他有自己心目中择诗和编排的标准，他把那首泛说有所凭吊的诗看成是通常的山水游眺之作而置于前，将赠人诗视为应酬之作而置于后，也完全可以有他的理由。须知这种任意性对综合性选本来说，不但完全允许，而且是实际存在的极其普遍的现象。我们最常见的《唐诗三百首》就是如此，如王维的五绝《杂诗》（君自故乡来）、《相思》（红豆生南国），在《王右丞集》和《全唐诗》中编排次序是我说的这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