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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独有偶，莫霍利─纳吉也曾经宣称自己的照片是交给药房去冲洗的。这说明一些摄影家对摄影技术抱有的可说是蔑视的态度其实并非出自偶然。这反映了对摄影这一全新的视觉手段的不同认识。而在这种不同认识的背后，其实有着更深的意识形态原因。诚如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n，1892—1940)所说的，摄影、电影等“复制艺术”的出现，对身负“灵光”(aura)的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品的优越地位构成了一大威胁。通过复制，艺术作品将不再是一种只为少数人所独占的奢侈品。摄影、电影等“复制艺术”的出现使得古典艺术的“灵光”，也就是权威性，日趋稀薄。因此，这实际上打破了经典艺术品因了其独一无二性为少数人所独占并进而发展成艺术商品的局面。摄影的社会革命意义其实在此，即摄影是一种争取艺术民主化的有力武器。也许，莫霍利─纳吉、莫德尔等人的并不过分纠缠照片质量的态度要比亚当斯、威斯顿们的态度更符合摄影的本来意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对将摄影拖入到所谓的“高艺术”（High Art）中去的努力。在激进的前卫艺术家看来，艺术是与人生的解放与自由连动的一种生命行为，不是争取社会地位上升的手段。摄影也同样如此。艺术的真正意义是对人生的考察并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而这不是在技术层面上所能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德尔对照片质量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威斯顿们的认识。尽管在她可能是无意识的。

    莫德尔与《哈泼市场》的工作关系一直持续到1951年。以1949年在加利福尼亚美术学院教授摄影为契机，莫德尔开始在摄影教育方面倾注心血。1951年，她又在著名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开课授徒，成为深具影响的摄影教育家。除了正式的学院教育以外，她还对极少数优秀摄影家进行私人教授，尽力发掘他们的才能。在她的教育与影响下，一大批摄影家成长起来，并活跃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摄影现场，其中尤以黛安娜?阿巴斯(Diane Arbus，1923—1971)最为著名。

    莫德尔曾说：“对我来说，照相机是我发问的器具。……当我拍照时，我不要去证明什么。一张照片自己会来向我作证明。”对莫德尔来说，摄影本身就是一种探讨生的真谛的行为，来自现实的照片因了摄影家对生的根本姿态的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答案。其实，“发问”以前的对生的理解早就决定了“发问”之后的答案的本质内容。莫德尔的照片只能是她对生的独特的“发问”的独特的答案。任何摄影家的照片最终能证明的只能是他自己对生、对现实、还有对摄影的根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