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献给纽约“城中之城”的《哈莱姆文献》（3）

    他的哈莱姆照片可以让人感到既切实注意了形式感表现，也同时力求真实记录住在哈莱姆这个“黑人世界的首都”的“城中之城”中的黑人们的实际生存状态。他的拍摄手法灵活，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肖像、无论是公众场所还是私人生活空间，他都能以适当的角度与谦抑稳重的构图加以表现，尽量将摄影家的主观解释降至最小。由于具有强烈的设计构成才能，西斯金的照片在视觉上也富于一种明快的表达说服力。他的这种既具有社会学研究性质，又不失形式表现魅力的纪实照片也为都市摄影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更可贵的是，织入他的照片中的摄影家的视线没有倨傲也毫无优越感，他并不是以一种救世主的心态来拍摄相对而言处于弱势地位的所谓的“不幸的人们”，他更不会以某种自欺欺人的理论来掩饰自己借某种题材成名的叵测居心。黑人们的乐观与尊严始终是他的照片的基调。他的这种诚恳的摄影姿态，使他与他的白人摄影家同事们得以进入相对而言比较难以深入的黑人生活的内部空间，从而为历史留下一份可信的珍贵记忆。

    然而，有着很深的文学与音乐造诣的西斯金在拍摄哈莱姆照片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形式的探索。而这种形式探索又促使西斯金在拍摄哈莱姆纪实照片时感到某种不足。他说：“在按照纪实手法工作时，我总是试着能在一张照片中找出它所具有的某种意味。但我开始感觉到我得不到它。我感到不能得到任何真正个人的、真正有力的、真正特别的东西，我的记录照片很安静而且很规矩。”

    1941年，他去宾夕法尼亚州伯克斯郡拍摄回来的一些照片由于只以一些建筑的细部为主题而受到严厉批判。批判的理由是照片中没有人物、过于追求艺术性、拍摄的是中产阶级人物和富人，而最后则上升到这种照片在坚持工人阶级事业上是失败的这样一种政治高度。这种缺少宽容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摄影联盟”内部的整体气氛已经不适宜于作除了纪实摄影以外的任何别的艺术探索了。

    西斯金在其晚年回顾自己的从社会记录到抽象表现的转向时说：“有许多外力起作用。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是什么对波洛克产生了作用，但有许多画家都有过与我经历过的相同的反应。我们都以现实主义方式工作。记得当我在1930年代拍摄时，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者，而大多数画家的工作时间都比我长得多。在1930年代，现实主义很具威力，对我们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力量是**──在纽约的党员与活动家。当时大多数艺术家属于艺术家团体，而我则属于“摄影联盟”。不可避免地，我们都很反感。他们不断地冒犯艺术家，因为他们受政治驱使，而政治情况变化的整个刺激又这么要求他们。他们不喜欢不支持意识形态的艺术。当时在部分艺术家中有一种倾向，远离政治并转向他们自身内部。我记得马克?罗斯科（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笔者注）在1930年代后期说过，促使他转向的是他已经得出的结论，即社会活动家不应该帮助人民，他们应该帮助他们自己。不是通过政治来定义或发现秩序，我们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