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曾经是全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成为边关重地，整个陕西也失去了汉唐时期在全国的显赫地位。明朝建国后，政治局势逐渐安定，再加上当时政府在全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陕西经济逐渐恢复兴旺，为陕西商人群体的崛起创造了大环境。

    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陕西地区的边防，在这里实行了“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特殊的经济措施。本来就十分精明的陕西商人更是抓住了这些机会，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陕西商人因为资金雄厚而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西秦大贾”或“关陕商人”。

    陕西的商业繁荣与陕西商人的性格有着重要的关系。也许是西部特有的人文关系的影响，陕西商人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性格特征，这就是刚毅果敢、不畏艰险的倔强性格。西部地区的高山与大河并没有对陕商有过任何的阻碍，陕西千古帝都的特殊人文环境，造就了陕西商人崇文尚武的性格。此外，陕西人生活活动十分简朴，在各处都以简朴为美。这些性格特征都为陕西商人的经商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陕西商人能够形成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商帮，还与那里深厚的历史积淀、陕西商人的内在素质有关。汉唐以来近千年陕西商业的繁荣以及商人阶层的发育延续和经营积累，是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崛起的社会历史基础。在那一时期，同时代的南方各商帮经营的主要商业活动就是把本地手工业品贩往外地换取原材料，赚取加工利润的差价。这样进行的商业活动利润微薄。陕西商人由于地处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结构的接合部，是农牧产品的交换中心，长期以来就形成了贩运贸易的历史传统。这种经商模式使陕西商人能顺时趋势，扬长避短，从经营上发财致富。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说：“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陕西商帮是一个集合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人群的商帮。因此，明清时期陕西商帮的崛起是陕西几千年商业经济及其商业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

    我国古代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陕商的力量十分强大。宋应星分析明中期商人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在他的眼中，陕商的势力要远远大于晋商和徽商，名列全国各个商帮的首位。这种强大的势力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特殊时期，陕西商人也能够从中获利。可以说，在那时，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断陕西商帮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