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叶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从其可见一斑。武穆一生主要功绩在于对金的民族之战，他灿烂夺目的军事才华在这场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收复建康是他系统北伐战略的最初一环，乃至一路征战，直到取得南宋对金五大战役中的两个：郾城、颖昌之战的全胜，以累卵之势进逼金人。郾城战役更被时人誉为“宋金在平原上大规模骑兵对骑兵作战的第一次”，并以宋胜而告终。正当时，他正欲挥师北进，“直捣（金人之老巢）黄龙府”时，宋高宗十二道金牌令将其召回。大好局势、十年经营毁于一旦。乃至后来的“风波亭”之祸，“天日昭昭”成为他一生中最悲壮的绝唱。南宋朝以来好不容易被带动的刚健强劲的阳刚之气被彻底抑制。随之而来的民族上的、文化上的、政治上的万马齐喑局面，被以高宗、秦桧为首的民族败类统治阶层控制。绍兴十一年，巷道其民不敢过问岳将军事，历史被疯狂篡改。与此同时，朱程“存天理，灭人欲”理学兴起，迎合了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平时坐而论道，国难时一死报君王，不求作为的文化氛围笼罩民族上空。

    岳飞之死，对汉民族的打击是巨大的，其影响至南宋其后的历史。虽孝宗一朝大力图强，启用抗金老相张浚，动用十三万兵马北伐，终因人心思退，民运不举，宣告失败。汉民族由军事上疲软，延伸至政治、道德、文化各层面的颓势便一直继续消退下去，苟延残喘地维持着偏安的局面，最后受强劲的北方游牧文明刺激，被蒙元所灭。

    我并不认为宋高宗是昏庸之主，相反从以他构建的狭隘的民族观来看，他是无比精明的。他杀岳飞是在抗金形势大好、皇权巩固时动手的，他很清楚在那种形势下杀了岳飞，对以保住宋廷半壁江山为目的的抗金战略是无损的；而如果不杀岳飞，岳飞那种咄咄逼人的势头，即使灭了金国，也难保不会出现他老祖宗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局面。在两种形势下，选择后者无疑是保险的、可以看见的。岳飞是忠诚的，可是我们相信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

    而相对于魏文长之死，诸葛武侯对其身后局势的判断，以及对魏延的取舍，在保持蜀汉命脉延续偏安局面上面临的选择，跟九百年后的南宋局面又何尝不相似啊！只是魏延的破坏面会更大些而已。诸葛武侯与宋高宗，一个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一个被视为民族的耻辱，关键在于当时对民族潮流判断的正确与否，如果迎合了民族的需要，他就将被视为民族的英雄。而纯粹从政治利益关系来判断，你能否说武侯与高宗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