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之演进，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严复先生也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之**，可断言也。”（严复《致熊纯如，刊〈学衡杂志〉第十三期》）姑且不论两位大师写这些话的出发点与目的，但他们是看出赵宋时期文化地位在中华民族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而我却固执地认为，这一时期登峰造极的文化，却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深渊的彻底转折点。

    而力图在这转折点的摇摆中，确立刚健特性文化的图腾，却是在宋金生死攸关的战争中首先发动，军事成为最直接的原因。岳武穆在这当中“还我河山”振聋发聩的呼喊是滚滚潮流中最后的努力。然而他最终是失败了。

    他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命”是至今还闪烁着的最干净的民族语言。《鄂年行实编年》卷七：绍兴七年春正月，入见，上从容与谈用兵之要，因问先臣曰：“卿在军中，有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踊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为马，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上称善久之，曰：“卿今议论极进。”此番良马对，含沙射影，影射岳飞当时踌躇满志和对整个北伐的前景看法。不知历史当时是怎样记录高宗当时的看法？

    战争时期，统治需要人才，但战局缓和时，奴才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这番话即反映出岳飞有凌云志、不甘受缚于人的性格特征及桀骜不驯的一面，为完成目的全力以赴。但对于高宗而言，他心里是不舒服的，只是用人之际隐而不发而已，对岳飞的警惕也就深了几分。

    南宋朝与金人的这场民族战争以宋的屈辱求和而告终，宋高宗是很明智的，他知道自己控制不住岳飞以及节节胜利抗金战争后来导向的形势，他的策略是以杀止战，保住半壁江山。而岳飞与九百年前的魏文长在国家形势剧变之前的赴死，我认为都蒙上一层诡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由他们之死，间接、直接引发的民族倒退，以及在两场风声中力挽狂澜作用，使千载之后阅史的我们，泪流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