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弟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为此，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几次自杀。主要的就有四次。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是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仍不避祸害。当时，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应仓猝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子们为他安排好后事。其原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