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戒骄戒躁，进退有方（3）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后来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受到举国痛骂，但他仍不避利害，全心于津。

    刚柔互用，争让适度

    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把握刚柔的尺度。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和权宜之计，他(她)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的信仰、理念，那必将一无所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特立之行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且还有一个活着有无意义的问题。

    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意思是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