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新宁波模式

    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宁波的结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南毗温州、北邻苏南。在兼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同时，利用计划单列和副省级的行政优势，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宁波模式”——混合经济发展之路。

    未来，宁波应当专注于建立自己的城市经济体系。

    2004年2月4日这天，宁波大企业的老总们要去宁波市人民大会堂。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宁波十二届人大、政协会议的代表、委员。在为“两会”谏言献策发挥政治影响的同时，他们领导的企业也在当地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力。

    如同往年一样，民营经济发展是“两会”代表们热衷的话题。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着力优化投资和发展环境”的工作重点。“这个环境是民资和外资共同的投资环境。”一位人大代表向记者分析说。

    被当地学者定义为混合经济发展的“宁波模式”如今又站在新的起点上,这不仅仅是因为杭州湾跨海大桥的飞架南北和北仑港重量级货轮的风光出航，此外，当外资悄悄驶入这片民营经济的海洋时，新一轮的产权变革正在暗中酝酿。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其历程，以展望未来。

    1．

    “死企活人”的产权变革

    太平鸟投资集团的常务副总裁车小方在下海之前是宁波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任，他说，“在展望宁波模式的未来之前，有必要回顾宁波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所走的独特路径。”

    这其中有一条产权制度变迁的主线，“更值得注意的是：与浙江的其他城市相比，政府的‘无为而治’在宁波并不完全适用。”

    从1979年6月宁波港正式对外开放始，这座港口之城在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地位就逐步确立。1979年至1983年，全市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07％的速度递增。“乡镇企业的较早起步，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成为以后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的前奏。”宁波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巡视员储嘉康评价道。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宁波的乡镇企业开始转制。“这比苏南起码早了五年。”但由于当时的乡镇企业效益都很好，所以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不少老干部打报告到中央反对改制：“说白了其实就是全面私有化，让乡镇企业的领导把厂子买下来。”储嘉康回忆说，“当时转让的价格是很低的，但我记得曾经有个领导说，苹果再好不吃还是会烂掉。”

    与此同时，宁波的个私经济也在迅猛跟进，“只是名声不如温州的响亮罢了”。摘掉“红帽子”的宁波乡镇企业成为宁波民营经济的主力部队。“与温州家庭作坊起步的个私经济相比，宁波民营经济因为乡镇企业的底子厚，发展质量上不可同日而语。”车小方说。尽管宁波民企的前身党政工团俱全，有一定制约，但还是形成了早期的企业管理基础，可以说比较规范，与温州民企的“丐帮”出身大相径庭。

    从1996年开始，宁波城市中的大型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始转制。当时全国都在说“搞活”，宁波政府却提“死企活人”，即“不是搞活，而是先搞死，置之死地而后生”。作为抓大放小工作中的“放小”组组长车小方，当年受到很多人举报。“说我任由国有资产流失。”1996年体改委和财政局谈判，强调国有资产不流动就是流失，为此：“与其等死不如先搞死，这个搞死的意思是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造，完成职工身份的转换。”

    而集体和国有企业资产转让所得全部用于职工下岗的补偿，财政方面分文不取，多余的钱留给企业。结果，“各个局变公司，局长变老板。一般竞争性行业全部民营化。”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宁波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安置容易得多。其原因：一方面是安置补偿费很高；另一方面，早在转制以前，很多职工都有第二职业。当年下岗职工“拿着手机、开着轿车”来领钱的比比皆是。“这得益于宁波当地民营经济的发达。下岗职工找舅舅叔叔的企业，再就业容易得很。”总之，转制的阻力比想象中要小得多。

    但改制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一帆风顺的。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界人士透露，1996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专门针对宁波发了文件，对改制表示质疑，有的县里很慌，改革推行受阻，“但当年县区一级分管企业的县（区）长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们对上面的答复是“文件精神不容易理解，需要反复学习领会”，以此顶住压力继续进行集体大企业的产权转让。当经济指标节节攀升和国家相关政策出台以后，省里的态度才渐渐明朗。

    1996年改革之初，宁波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20％左右，集体和国有占80％；到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