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莺这时出面介入了危机。实际上，她在柯达赞助机械工业部展会的事件上，已经明白了柯达在相机项目上的处境。对于深谙“98协议”精神的叶莺来说，柯达照相机的合资，一定还是要在中央政策和地方利益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与上海方面合作是最佳的出路。作为当年“全行业合资”的主要谈判人物，叶莺相当了然上海方面在失去以前感光企业之后的心情，他们需要柯达给予利益和情感的“补偿”。数码相机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结合点。

    叶莺随即就在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有机械工业部的马文彦、海鸥的老总刘立喜、上海计委的官员张洪发、哈尔滨那个准备合资的企业的宋厂长、亚洲光学的赖总，还有韦力杰，以彻底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会议决定，柯达与哈尔滨的那个合作取消，上海的三方合作也取消。叶莺表态说，相机这个项目应该合资，而且要找一个中国政府所企盼的公司—海鸥。三四个月后，合资成功。柯达在传统相机和数码相机上，都拿到了100万台的标贴许可。长达几年的“内销”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个事件，韦力杰的“头发白了”。他私下表示：“中国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但一个起源于传统相机内销权的问题，最终如何又演化为柯达在中国数码战略布局上的突破？

    这就不得不再谈一下柯达当时面临的局面。

    在“98协议”的框架下，柯达当年在传统胶卷行业将6个合资厂一口气吞下，以大出血的方式—12亿美元的投入换来数年壁垒，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形成生产能力，达到对中国市场深入了解、布点设子，完成对传统胶卷的战略布局。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飙升为柯达全球的胶卷第二大市场。这是一个前景十分明朗的战略。

    但数码浪潮如影相随，柯达在中国的发展，不能不考虑数码战略布局的问题。“老对手”富士于2001年年初，在苏州建立了数码相机的生产基地，同年9月拿到了内销权，所产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