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和强的问题也很惊讶，因为他的观念就是，对于经理，保安就是要敬礼。中方经理，可能保安不认识。

    这是柯达中国早期的一些冲突性的场景。合资企业刚刚组建，因为是柯达出巨资收购中国的企业，要依据柯达的意图和文化组建企业，所以，柯达中国的早期，跨国与本土的制衡很难实现，给人们心理上的感觉，本土是弱势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些外方经理的权力**不免膨胀。这样就诱导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在一些中国人心里，“管理层就是我的老板”。当然，就不免要动用中国人都相当熟悉的老传统—“投领导所好”。

    如果这种攀附权势的心态，与跨国公司很难避免的大公司政治结合起来，这样的文化对于柯达中国不是什么美妙的东西。

    当时，杨怡健内心对此也极为敏感，看到一些国人，利用合资企业还没有成熟的空当，搞一些叽叽喳喳的“窝里斗”的东西，也忍受不了。

    杨为什么这么敏感？因为他很小就受过这种东西的伤害，对此实际是深恶痛绝。杨13岁就步入了社会，因为那一代中国人谁都没有逃过的“文化大革命”，杨的父亲被打为“反革命”分子，押进了大牢。搞笑的是，父亲实际是铁杆的**人，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朋友”和“革命战友”纷纷检举揭发，他突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父亲的阴影立即笼罩了这个孩子的人生，杨仅读了五年半小学，一年半初中，就被赶出了学校。家庭突然陷入了穷困，他们都成了被遗弃的人，受人欺凌呵斥不敢还嘴，人吐痰在脸上不敢流泪。一个少年不敢相信人性的丑恶会达到这种地步。这几乎是一条无望的通向沉沦的道路。13岁的杨去做了学徒，用自己的方式去拼。他感觉出路就是学习技术。

    1977年恢复高考带来了转机，当时杨怡健用35天时间读了7本厚厚的大书。不可思议的是，他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轻工机械专业，毕业后进入公元厂。

    父亲的历史已经深深改变了一切。杨怡健认为，政治是一个肮脏虚伪的东西。一个明确的想法是，自己的出路在技术，干干净净地做直截了当的事。即使进柯达面试，杨怡健也公开和当时面试的总经理马进说，他要做技术上的事情，成为柯达汕头的感光经理。看到身边开始出现的一些熟悉的“苗头”，杨不免生气。

    更让他失望的是，一些人利用西方公司“结果导向”的传统，用炒作方式虚报成绩，捞取资本，而一些经理人以打基础的心态做事，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炫目的东西，所以不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