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总理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在金秋的杭州西湖国宾馆，与柯达CEO裴学德率领的柯达代表团会面。朱与裴热情地握手，裴学德能够感到朱双手的力量，朱两道浓眉，一双大眼，一望可知那里藏着锋芒，但这张脸此时满脸微笑，说话幽默坦率，好像没有传说中那么板着面孔，也没有什么故作姿态，裴学德一行人很快放松了下来。双方很快就进入了正题。

    裴学德热情地阐述了柯达想与中国感光行业全面合资的愿望。

    他带着激动的口吻说道：“在中国政府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柯达将会带来三样东西：一个是技术；一个是世界级的管理和生产能力，包括世界级的质量；一个是至少10亿美元的投资，帮助国有企业进行重组，包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收购或关闭。”

    裴学德承诺一定将世界级的影像工业带入中国，帮助中国影像业与世界同步发展。裴的语言不免带有梦想的色彩，但这丝毫没有冲淡他的本意，他看中了中国的市场，但明白这里非常吃钱，是要用巨额投入赢得一定的排他性市场壁垒。当然，柯达一定要控股企业，所以裴学德不免强调：“我们请求不要允许任何国外的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并坐收渔翁之利，因为我们要重组现有的老企业，而他们却可以从头开始建造新的生产基地。”

    朱基正在思考中国胶卷工业的出路，来自厦门福达、汕头公元亏损几十亿的报告让他明白，以前的路子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否则，还要多少个亿添进去才会有结果？关键是可能还不会有什么结果。朱基强调：中央政府不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企业的债务，而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核心技术。但朱的口吻清楚地透露了以下的脉络：解除企业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市场换取技术和资金。

    就这样，朱基和裴学德，一个是国之方略的制定者，一个是柯达方略的制定者，出于各自所面对的危机，将手紧紧握在一起。双方同意对柯达与中国感光行业进行一揽子合作努力。

    当然，尽管朱裴在战略合作上有高度的共识，但他们毕竟还各自代表着一个大国和一个百年跨国公司的体系和利益，所以，要让这样的共识变成可以操作的方案，直至最终变成现实，一定需要相当艰苦的工作才有可能完成。

    感光行业的全行业合资计划，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是一个空前的计划，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先例，尤其牵涉到国有资产转让、民族工业、外资控股这些高度敏感的东西。对于柯达而言，这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海外重大战略投资。自伊士曼创始柯达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合资。

    从朱基与裴学德第一次杭州会面后，柯达与中国中央政府为“全行业合资计划”不懈努力。

    裴学德委派柯达最资深的人物蒲升隆负责这样的重任。初期主要的谈判人物是韦中信，柯达的大律师顾嘉思辅佐。

    朱基则推动了中方的进程。他深知这场谈判非同寻常，显然，不能让谈判在各自分立的局面上进行，否则天下大乱。一定要在一个既可以适应多个层面、多种利益，又能总体调控的谈判体系中，这样非同寻常的谈判才有可能成功。

    1994年11月，“关于感光材料行业对外合资合作问题请示报告”在国务院提出。由此，全行业合资的计划进入中央政府严格的组织程序之中。研究、论证、提议等等做得相当规范、扎实、严密。

    第二年2月，中央政府组成可行性研究10人小组，3月听取各企业情况汇报，以及对柯达全行业合作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央申报“关于中国感光行业与柯达公司的请示报告”。柯达方面，柯达中国核心小组在上海成立，蒲升隆作为柯达全球第二把手就任柯达中国核心小组组长，从柯达各个部门抽调精兵强将到上海报到，有柯达全行业合资谈判的代表韦中信、顾嘉思，还有柯达大中华区的领导人等等。柯达已然是一副要在中国放手大干的样子。

    随后，双方各派出考察小组。4~5月美国柯达公司考察小组在化工部与轻工总会陪同下考察各个感光企业；5月16日到23日，中央可行性研究小组飞往美国罗切斯特等地考察了柯达公司。

    8月4日，中美签署了合资合作预可行比较研究报告：厦门、汕头、上海、天津、无锡、吉林与柯达进行全厂性合资，合资合作企业由柯达控股。但在全行业合资的方案中，乐凯已经获得某种特殊的地位，不在柯达合资控股之列。

    不可回避的是，当最初的共识转变为谈判桌上的利益较量时，双方的分歧就摆到桌面上来了：关于企业的收购价格，关于法律的依据……

    对比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诞生的无数涉外谈判，这次的谈判非同寻常，因为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项目，不单是企业与企业，而且也是企业与政府、企业与整个感光行业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