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副总理恰好就在“几个胶卷”的困扰之中。

    危机是一切的根源。中国胶卷工业刚好在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陷入了90年代的危机。两个投资最为巨大的公元、福达的彩色胶卷项目，与最初雄心勃勃的投资梦想大相径庭。它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将引进设备的正常生产能力完全发挥出来，就背负了几十亿的巨额债务，实质已经破产。其他5家企业情况也并不乐观。在奋斗半个世纪之后，尽管这个国家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胶卷企业（七家），但依然没有什么绝对的龙头企业能足以登上全球竞争的舞台。

    这真是不可思议。因为在此之前，这个行业刚刚进行了一场跨度为10年的“洋务运动”，声势浩大，引人注目。

    对于世界感光业有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世界市场一直为少数几家大公司所垄断，人称“两个半”。美国柯达一个，日本富士一个，德国的阿克发算半个，另外还有柯尼卡等几家企业 ，则无法与“两个半”匹敌。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期，在这10年之间，中国感光企业付出巨额的资金，从柯达、富士、阿克发，引进技术和成套的生产设备，试图以此来追赶世界。这也是世界影像业绝无仅有的一个现象，在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嫁接了三大世界影像企业的技术和传统。

    早在80年代初期，汕头公元厂就找到柯达广州办事处，说公元有引进技术的想法。后来才发现，柯达与厦门在谈引进彩色胶卷生产设备的计划，而轻工部同意将引进的柯达彩色胶卷项目放在福建厦门。这在当时立即引发了整个行业的地震。不同的声音很快变成了你争我夺的争吵，汕头厂、上海厂为什么不能引进？

    作为当时南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省份，广东和福建是当时中央政府指定的能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仅有的两个地方，汕头、厦门也是中国最早四个经济特区中的重要角色。而广东凭借着香港的强大经济辐射和珠江三角洲的崛起，已经在引领一个财富与繁荣时代的到来。自然，广东在彩色胶卷的引进项目上绝不愿意袖手旁观。而坐看南方经济急速飙升的上海，心中则别有一番滋味，它已经受困于历史上“计划经济老大”的地位，没有进入经济特区的行列，它不能让自己的感光梦再失落。

    当时，人们普遍沉浸在所谓的“进口替代”的设计方案中。这个方案相当直截了当：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而后以国产产品代替进口产品，再把海关这个门关起来。这样中国的市场不就是“自己人”的天下了？！

    而在80年代“分权让利”的政治经济哲学中，“地方”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些后来甚至被观察家描述为“诸侯”的省份，念念不忘的是地方现实利益。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大家都在“跑中央”、“跑部委”争取项目，相互争夺国家投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国家投资、银行贷款，企业不负责折旧，真是一笔好买卖。

    感光业的引进风潮最终闹到中央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专家论证会，最后决定引进两条彩色胶卷生产线，一个在厦门，一个在汕头。但柯达不能同时搞两条，汕头就找到了富士。

    厦门福达厂的“草原二号”引进项目计划，执行得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草原二号”引进的是柯达20世纪40年代的技术，是柯达二型的产品，花费了15亿元人民币。“福达”这个名字也取得很有深意，“福”取自于福建，“达”取自于柯达。

    汕头公元厂引进富士设备的谈判进行了4年，最后引进了富士最新的彩色胶卷技术，照搬欧洲荷兰富士的技术、流程，是综合以前的经验来设计的。引进富士设备，当时费用为320亿日元，相当于1.25亿美元。广东省国投成为大股东。签字时美元兑换日元的比价是1:260；后来是1:90，日元对美元急剧升值。但中方付给日方的必须是日元，结果变成2.5亿美元。加上利息，债务成为40亿元人民币。

    在地方政府争夺引进彩色胶卷生产线的竞争中，上海市没有获得中央政府授权的引进权利。但上海还是将申光牌彩色胶卷作为与彩电等项目并列的重点产业战略项目。上海的路子完全不同：搞智力引进，通过世界银行的渠道，找到一位柯达退休的副总裁，高薪请过来讲课、指导，进行技术交流。除关键设备外，其他的配套，上海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