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当天晚上，国家主席**又邀请了其中15个比较大的跨国公司的代表，到中南海会面。这么高规格的接见是**事件以来的第一次。火山似乎一下子就被点燃了。1993年果然成为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一下有270亿美元涌了进来。

    裴学德当时作为摩托罗拉的总裁，相当了解在北京发生的这些变化。

    实际上，裴学德马上要面见的这位中国副总理，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刚刚成为这个国家经济领域最有发言权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显然很赞赏他的才干，评价其为**的“高级干部”中最懂经济的人物。

    在裴学德来拜访之前，朱基对国家混乱的金融，刚刚成功地加以整顿，为了保持足够的权威，他亲自身兼人民银行的行长。

    这位副总理的个性似乎很适合他要面对的难题。

    因为人们都看出来了，在20世纪90年代，人人称颂的改革，是要从以前的“吃软蛋糕”变成“啃硬骨头”了。一直心忧中国改革命运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改革正在闯大关。有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杨继绳说得更直截了当，以前的渐进式改革把最困难的任务留在最后，也就是把**时代计划经济体制核心部分的改革留到最后……国有企业的困境就是一例。

    朱没有逃避他所面对的历史问题。

    他在大庭广众下演说：重复建设是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原因。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即由此带来的金融问

    题……“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哪里来？储蓄。把储蓄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在自己的位置上，坚决主张政府不要再搞什么企业的项目了，甚至“一个都不要搞”。但地方的官员们不一定听他的，朱自然要幽默一下这些官员，“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项目）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

    朱基很少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到一起，他务实的态度很

    少见。

    对于国企改革，朱的态度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大意是国家资本可以从一些竞争领域主动后退，可以让外资和民间企业进来。这里没有那么多“姓社姓资”的问题，他真正头疼的是这么多在亏损中挣扎的国企，怎么去“救救他们”，“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这样的语言相当朴素实在。

    在另外的场合，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