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跪在大二宿舍的床上，看到了克里丝蒂一年多前给我写的一封信。她是妈妈的女儿，我的同母异父姐姐。信里有我亲生父亲的地址。信上满是脏污，皱巴巴的，在床下靠墙边。克里丝蒂在俄勒冈法院工作，我父亲是那里的法官。一年前，她曾问我要不要他工作的地址，我说，好的。或许有一天我会给他写信。不过我还没有写过。

    上高中时，记者们为了写出一个好的报道，曾经问我：“你会去找你父亲吗？”这个问题让我很失落。不认我这个女儿是他的选择。我四岁时，妈妈曾经给他去过一封信，寄过几张照片。可他从来没有回过信。我对跟这样一个人见面毫无**。但是报纸和电视片段总是用这样的话结束：“萝拉莉的下一个计划是找到她父亲。”或者是我“有另一个追求：去跟(我)父亲联系。”

    到我上了大学后，我的想法稍微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依然没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去写信给他或去认识他，但我脑海里有一个头发花白六十多岁老人的形象，他每天都在老去。要是他突然去世，而我却从未联系过他，那会怎样呢？我对那个曾经给了我一半基因的人产生了一点隐约的好奇。我知道自己放弃了一个满足好奇心的机会的话会后悔的。

    我从尘埃中找出了姐姐的信，并且意识到——人永远不会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时候。我永远不会说出十全十美的话。我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更多的话要对他说。

    我在桌子前坐下，拿出一张白纸，一张小纸片，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多少要写。我写了简短的三段话，一份简短的自传。

    亲爱的罗伯特·摩根：

    你好！我是你女儿，不论这个关系意味着什么。我猜想我的确无法从你那儿要或指望得到任何东西。我只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我从未见过你的照片，我对你一无所知。

    我是哈佛大学的二年级学生，这对知道我不是件重要的事。嗯……我参加这里的大学摔跤队。那很有意思，我认为是最好的运动。

    不管怎样，随信附上我一年前拍的一张照片。我的同屋是个很出色的摄影师（她拍的这张照片）。

    要是你想回信什么的，我的学校地址是

    ——亚当斯邮件中心

    剑桥 马萨诸塞州 02138-7520

    诚挚的，

    萝拉莉·萨默

    1996年1月28日

    （我想写这封信已经很久了，不过我似乎没法写得更好）

    （要是你回信，我会很高兴寄更多的照片并作说明）

    我那冷淡的笔调掩盖了内容的重要性。我并不指望从那儿会有什么发生。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回信。我不想关心。

    我用花朵和星星图案的墨水图章装饰好了信纸，把信和照片放进信封，封好口。我没有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地址，因为我不想任何人，包括他，来猜测信是谁写来的。我不希望他还没拆信就把它扔出去。

    我想知道他会有多么惊讶。他曾经想起过我吗？

    我的同班同学互相讲着他们的父母是怎样认识的，在哈佛，或许在韦德纳图书馆的堆栈里。讲有关何时我们每个人在父亲的眼里变成了宝贝星星以外的什么。我那位古怪朋友约翰不庆祝自己的生日，而是举行了一个聚会，纪念他妈妈受孕怀上他的日子。不过我被受孕怀上涉及到矛盾、伤心、误会以及两个人，我只知道其中一个。那故事里一定会有**，可那是我从来没有从妈妈那儿听到的部分。

    我上哈佛的第一年，深夜在一间昏暗的宿舍里，人们随着柔美的音乐跳舞，进入了最佳状态。“我父亲也跳这些非洲舞蹈。”阿本娜说，“他看上去很滑稽。”奈伊玛接口说：“我觉得跳舞时，所有的父亲看上去都傻傻的。”其他人模仿着她们父亲笨拙、过时的舞步。他们笑着，而我则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

    我告诉自己，父亲不想知道我对我并没有多大关系。我个人无法接受他对我的否认。他从不知道我。被一个陌生人拒之门外伤害要小些。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一个父亲”、一个爸爸的生活，因此我无法真正地去想念它。我的生活看起来跟以前一样完整。

    小的时候，我有时试着要把东西整齐地放进盒子里，把盖子盖上封好。有一星期左右时间，在把两只袜子放进洗衣篮里前我会强迫性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