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摔跤赛季里，我们吃饭、呼吸、思考、睡觉都想着摔跤。甚至我每天夜里做梦都梦见一张红垫子的图像以及在它上面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梦里的垫子上，看不见脸的摔跤选手不知疲倦地一遍又一遍地练着那些动作。早晨醒来，我的身体和大脑会因为疲劳而酸痛，就好像我根本没睡觉。

    这种困扰在赛季中间某天的比赛上得到了证明。我跟其他资浅比赛选手一起坐在露天看台上。我们专心致志地看一对瘦瘦的摔跤选手比赛。他们的皮肤紧绷着，他们身上每块肌腱、每块结实的肌肉组织的收缩、外展、内收等都显示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身体如同在运转着的精密而美丽的机器。

    观众们叫喊着指令、恳求、赞扬：“把那一半沉下去。”“头顶起来。”“就那样，约翰。”嘈杂的声音乱哄哄的，就像汽车发动机的电线。一个人的指令跟另一个人的警告变得难以区分。吼叫声稀疏起来（在两场比赛间隙），我听见马克·弗罗里赫的声音在说：“……四克脂肪！”我转过身去，看见他在念着一只空酸奶盒上的说明。我的队友们围着酸奶，他们的眼睛张开着，对这种规定食品中含有这么多的脂肪量吃惊不小。我们对自己对待食品那种训练有素的反应、对我们作出的那么一致的反应突然大笑起来。

    当摔跤手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对食物和体重以及禁食和狂欢（文图瑞利教练会说“发疯了”）的选择。吃是神经有问题。禁绝食物是美德。我们比一群患厌食症的少女对吃多少、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更仔细、更过分注意、更关心。每次摔跤比赛前我们排着队等候体重秤的裁决，我们的体重比面包师傅称面粉做饼干称量得更精确。

    在我参加的第二个摔跤赛季——我高三那年——要是我的体重能够达标的话，教练有时把我放到代表队队员之列。我的体重在112磅的级别里，主要因为我们满119磅的队员足够了。在赛季开始时，我体重约125磅。对我这样身架的人这是个健康的体重。不过我想等我的肌肉紧紧地和皮肤包在一起时（他们的定义是由于脂肪“过剩”而没有减少），我挨的饿和消耗是值得去换我马上就要拥有的力量的。

    每天早晨我喝一杯脱脂牛奶。午饭我吃学校餐厅的色拉。跟色拉搭配在一起的肉卷和奶酪我要么是扔掉要么是给别人吃。我只吃生菜和番茄丁，以及为了吸收蛋白质而吃农家鲜干酪。这顿饭可以给我每天下午三小时摔跤训练、不停地出汗以及心血管紧张所需的能量。晚饭我一般吃得比较少，喝些汤或者单单吃一只香蕉和一只苹果。我不清楚我是怎么样靠这点东西过上一天而没有昏倒的。我每天训练后晚上还要在黑暗寒冷的空气里跑两英里。我在控制体重的目标上所付出的毅力跟我做任何喜欢要完成的任务付出的辛勤是一样多的。

    一次比赛后，我吃了半个小小的花生酱香蕉三明治，觉得像犯了罪似的，因为我吃了这么多。这么多真正的食物，整整半个三明治。我的胃由于那种内疚以及不要“增加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