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确凿事实证明这些揭发属实。不过，由他本人多年的经验来衡量，人事的纠纷不断激化，乃至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冲突，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公司的立场上说，他也必须预防在先，因为孙领导的分公司掌握着至少1 700万元的资金，倘若“卷款而逃”的事情真的发生，必将置公司于巨大的财务危机和信誉危机中。我们只要想到这个人为了索回2万美元的债务，夜宿深圳小店流着眼泪奋笔疾书，弃重病的妻子于不顾；想到他曾为了300万元的货收不回来，蹲在人家墙根底下，恨不得拿着砖头去拼命；想到他为了100万美元的亏损，点着几个香港人的鼻子破口大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为了公司的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

    这个周末孙宏斌和柳传志都没闲着，孙向远在香港的陈恒六请教对策。柳则向中国科学院保卫局报告，显然这件事已经不再是公司内部的纠纷，还有触犯刑律之嫌，所以他又向公安局和检察院报案。同时派出20人星夜兼程分赴各地查封分公司账目，还请了一个身材高大名叫王勇的小伙子做自己的保镖，时刻不离左右。

    星期一早上继续开会，孙宏斌还在为自己辩解，但是柳传志已不打算再浪费时间。孙在听到一个“停职反省”的决定之后，当即被带出公司，来到京城北郊东北旺联想生产基地的一座公寓楼中，在至少两个人的监视下失去自由。关于这个情节，后来有人曾质询是否合法。柳传志周围的人都在维护他的决定，只有他本人坦率地承认，当日对孙宏斌的“控制”在法律方面并不是无懈可击：

    凌志军：从法律角度来讲，你们控制他是被允许的吗？

    柳传志：一出事马上把他控制了。按照道理，这是不允许的。

    凌志军：我也问了别人，他们分析当时的情况，说这样做是合法的。

    柳传志：那是向着我说话，实际上是不合适的。真要出了问题，人家反告我，肯定是我的责任。确实这个公司不是我的财产。国有企业经常被弄空了也没有人管，就是因为没人肯负责。所以说，我为了企业会玩命，就是这个道理。这件事完了以后，我汇报到院里。有人说这种事在中关村多了，没有人像我这么干。

    凌志军：后来确实查出他挪用公款，要是查不出来，你就有问题了。

    柳传志：是这样。我已经知道他的钱长期没有回来，违反了财务规定，实际上是有公家的钱在外面转了，所以我才敢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