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革”时的政治选择，以及后来的放弃仕途办公司。现在我们同样可以想像，如果没有父亲从旁襄助，儿子能否下决心在香港开辟他的“海外战略”第一战场，必定还是问题。

    我们今天回顾当时情形，至少可以肯定一个事实：柳老先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施加影响，帮助儿子获得大批贷款。这成为香港联想初期最重要的铺垫，因为当时无论柳传志还是导远公司，都没有足够信誉和实力获得香港银行业的支持。然而事情远不止如此，父亲还把儿子介绍给香港商界。诸如衣着、举止、言谈之类的社交礼仪，儿子也都是从父亲那里学来。有件小事最好地表明，这些礼仪风范虽然属于无形，但在柳传志日后的成长中拥有巨大价值。柳传志有一次跟随父亲去拜见一位商界人物，在约定时间之前5分钟到达，父亲宁可在外面等待也不肯提前进门。柳传志一向拥有严格的时间观念，甚至还在公司里面制定了“开会迟到即罚站一分钟”的纪律，无人能够例外，公司很多高级经理都有过迟到被罚的记录。但是直到这一天，他才第一次懂得，在社交场合，提前到达和迟到一样，都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柳传志决定将新公司命名为“香港联想”，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个名字实在太长，是公司早期“拉大旗做虎皮”的产物，尽管后来改成“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还是不好，既没有想像力，又不能朗朗上口。而“联想”这名字已经借助汉卡的名声传扬到全国。所以柳传志在那几个月里总是念叨：“咱们改成联想集团吧。”“联想”由产品的功能而为产品的品牌，现在又用做香港公司的名称，同时也意味着“北京联想”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