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宣言》中说：“美国人应享有追求快乐的自由。”。

    我们为什么内疚？

    一座寺庙里要举行一个大的法会，需要很多的碗碟盆盘，于是师父就叫徒弟到市集上去雇请一个窑工来造。

    徒弟奉命就到市上去找。在路上，他碰到一个窑工，正赶着一头驴子，驴背上负了很多的窑器，运到市上去出售。那驴子忽然失了一脚，身子一歪，把它背上所负的窑器都落在地上打碎了。

    这个窑工懊恼得不得了，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徒弟见了觉得很奇怪，就问那个窑工说∶“你为其么哭得这样悲伤呢？”

    窑工回答说∶“我怎能不哭呢？这些窑器，我整整花了一年功夫才作成，今天原想运到市场上去换钱的，却不料这头坏驴子，顷刻之间都给我打碎了，你想我懊恼不懊恼？”

    这个徒弟听了，心里却很欢喜，他想∶“这头驴子很好，窑工要作上一年，它只要转瞬之间就能毁坏了”

    于是他就对窑工商量要买这头驴子。窑工正是求之不得，立刻把驴卖给他。这个徒弟就骑着驴子回来，见了师父，师父问他∶“为其么不把窑工找来却买来了一头驴子？”

    那徒弟回答说∶“这驴子的本领比窑工大得多。那窑工一年所作成的窑器，它只把身子一歪就毁得干干净净了。”

    师父连连摇头，对徒弟说∶“你真是笨蛋，一点知识也没有。这驴子能在顷刻之间打破窑器，但它却一百年也作不成一个窑器呀！”

    外在的道德准则就是这样一头驴子，它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却从来不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回报，比如比如成功，比如快乐。

    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各种外在道德约束着，也被它困扰着。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种深入人心深处的标准，因此其约束远比法律要广泛得多。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和辩解：

    “我能这么做吗？其它人会说什么呢？”

    “我不能这么干，我向某某人保证过。”

    “我必须放弃，虽然我很乐意接受，因为这是某某人所不允许的。”

    “我全都知道了，但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可能是对某某人的背叛。”

    当我们想做一些不符合“标准”的事情时，这些外在的道德标准就会进入我们的意识里提醒我们，如果违反了这些标准，就要为此受到惩罚。内疚感像一条狼牙棒敲打着我们脆弱的心灵，让我们片刻不得安宁。

    习以为常的忍耐，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一件事情而产生的内疚感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远比这件事本身来得更为深远和严重。我们服从又服从，在感觉自己违反了外在道德时深感内疚，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

    追根溯源，现存的一切外在道德起源于古代的圣贤。圣贤本着自己的良心行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违背良心损害他人。

    随着历史发展，圣贤越来越少，礼崩乐坏的时代出现了，于是就有人企图用推广圣贤的行为标准来拯救众人，开始总结他们的行为准则，制定出形形色色的教条。

    但是同时，秀才是孔子的罪人，和尚是佛的罪人。每一个后世的总结者不是圣贤，他们没有圣贤的聪慧与感应，不明白圣贤实际上只是听从自己的良心行事，因此随着整理出的伦纲条款越来越多，道德也开始渐渐脱离了良心，成为许多和良心无关的教条：毕达哥拉斯教派的道学家认为吃蚕豆不道德，儒家道学家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等，穆斯林道学家认为女人没有面纱邪恶等等。

    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外在的道德是社会的标准，也是别人的标准，这一本质决定了它象一根刺进肉里的木刺，让我们根本无法完全融合它。可以说，内疚感导致了负责和负罪的想法，这本身就已经注定了我们烦恼。

    也正因如此，外在道德才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它起源于人的自由和判断，却最终成为约束个人自由与判断的工具。

    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与人本是合而为一，无所阻碍的，但由于各种外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与教导，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开始与自然不协调。我们要享受自我的快乐，就必须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