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完美的人往往不懂得，转一个角度来看世界，世界无不在平凡的日子里发展；换一种立场来待人事，无人不在平凡中求得安身。

    穷达之间的胸怀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报国之志，追求兼济天下的轰轰烈烈，不甘于埋没于草莽之间。然而在这种壮烈之中，人生的悲剧也时有发生。

    文人嵇康跟随隐士孙登在山林问遨游了三年，嵇康向他请教问题，他从来不回答。

    将要分别时，嵇康对他说：“先生，您难道在最后分别时也无话可说吗？”

    孙登于是说：“你认识火吗？它生来就有亮光，如果不用，那就枉费了它！人有才能，如果不用，那就枉费了这才能！所以保存火光的关键在于有燃烧的木料，发挥才能的关键在于了解外界的事物，如此才能长久。现在你才气很多而见识很少，在当今的世道上恐怕很难自保其火吧！”

    嵇康一直没有被任用，最后竟然因吕安事件牵连入狱，被司马氏杀害了。

    伯夷和叔齐是周朝初年的两个人物。周文王想请他们出山讨论伐纣王，他们拒绝了。商亡后，他们拒不出山，而且拒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

    在儒家理想人格之中，“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嵇康、范滂以及伯夷和叔齐的悲剧英雄命运，原因有很多，但重要的一点，却正是没有真正把两种人格和谐地统一起来。

    孔子也曾经用两个人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人是卫国的大夫史鱼，性格非常正直，不论社会混乱或者安定，他都始终挺立于潮头。

    另一个是蘧伯玉，在社会稳定时就出来做事，承担职责，在国家和社会动荡紊乱的时候，在他认为时代转变已经无法挽回时，他就把自己像一幅画一样卷起来收藏起来，不再说话，也不再表现了。

    与史鱼相比，蘧伯玉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身逢乱世不妨遗世独立，心游江海；若天下安定才可出来辅助明君，安邦定国。这其中所包含的，是一种顺应时势、自甘平凡的大修养和大胸怀。

    这种胸怀就是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行事，做到了言行统一，形神统一，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中不愧于人。这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快乐与成功的观念，长寿、财富、功名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如愿以偿的。

    每一种社会中，都存在着非个人所能扭转的命运存在，也避免不了有各种偶然的因素。比如政治的清浊、遭际的穷达，总是有许多难以预知的复杂因素。

    这就决定了政治清明的时候，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政治黑暗时，偶然性起着更大的作用。尽管如此，我们在修养和奋斗精神方面，切不可因为上述变化而影响自己恬然自适的风格。

    可是我们再深究一句，嵇康和史鱼不能顺应时势，顾不到自己的身家安危，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认为不到归藏的意义吗？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以他们的智慧绝不会认识不到这个浅显的道理。他们之所以明知不可而为之，归根究底要落到“知易行难”四个字上。

    在唐朝时代，有一段白居易与鸟巢和尚问答的故事。

    白居易到杭州做太守，，也有不少佛教界的朋友。这天，他听说秦望山中有一位道林禅师，在一株大松树上搭了一个象鸟巢一样的窝坐禅，被时人称为“鸟巢和尚”，于是就入山参访他。

    白居易看老和尚独自坐在高高的树枝上，不由脱口说道：“禅师的住处很危险!”

    树枝上的禅师信口回答：“太守的危险比我更大!”

    “弟子官居要位，有什么危险?”

    “薪火交煎，未曾停息，不是很危险吗?”

    白居易有所领会，进一步提出宗门的话头来问:“什么是佛法大意?”

    鸟巢和尚用了《华严经》里一句著名的偈颂，简简单单地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意思是说：佛法固然博大精深，但在具体行持中，又要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

    白居易听了哈哈大笑，不由说道：“这些话三岁小孩都会说。”

    鸟巢和尚并不生气，只是淡淡地回答：“三岁小孩虽能说，八十老翁做不到。”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两句话，现在已经变成人们的口头禅，谁都会说，但真正能够奉行者几希。

    因此，能够在穷达之间变通，顺应时势而处世，了解其中的道理是一个方面，能够自甘平凡，扑下身来实行，则是另一个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半高处观照人生

    中国古人推崇“行道中庸，师法自然”，也就是说要适可而止，豁达平和，无为不争，知足不辱。

    邵雍诗中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这般意思难名状，只恐人间都未知。”饮酒要停留在微醺阶段，美酒饮到十分反而没有味道；花含苞未放最诱人，全开了反而不美。这种意见很难名状，只恐怕人间都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