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制造、半导体和计算机等经常被研究的产业。在努力获得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过程中，政府把具有较高收入需求弹性的产业作为目标，比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比如纺织。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把高科技产业作为目标以保证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处于最前列，这类产业的金融资本回报被认为是最高的。

    最先把日本政府模型变成文化的人是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约翰逊被称为日本发展模式概念之父。他认为日本政府实际上培育了产业的发展，而在西方经济中政府只是制定游戏的规则。约翰逊把这种发展方向归结为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和60年代的前半期之间，日本的纤维和纺织品的出口从30％下降到8％，而机械的出口从14％上升到39％。约翰逊认为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单凭经济、制度和文化是不能解释的，并断言“在某些经济战略产业中，政府的产业政策造成了投资率的差异”。

    引导经济增长是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中央政府部门官员的职责。作为产业政策的主要设计者，通商产业省（MITI）被看成日本“奇迹”的催化剂。约翰逊认为通产省的成功应该归功于其制定了实用的、遵从市场规则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刺激了投资，并带来了快速的增长。这种观点广为接受。在这些产业中，钢铁、大型船舶、汽车和计算机经常被引证为日本独特的产业政策的受益者。

    约翰逊强调通产省将日本经济中其他参与者的作用降至最小。接着，他强调了综合网络的重要性。通过网状系统，日本的机构可以同时做到竞争和合作。这些机构包括大藏省（MOF）、邮政省（MPT）、日本银行、经济企划厅、自由民主党、产业协会、系列（商业集团）、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其他经济联盟、大公司、多层分配渠道、国家劳工协会和企业劳工协会。这种网状系统为通产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机制，使其可以通过这个机制影响产业政策和协调政策主动权。它们还提供了高度发达和机构化的争端解决系统，在这里，日本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争端通过胜诉者以某种方式从败诉者取得赔偿而得到解决。同时，这些网状系统使得外国公司难以进入日本，特别是供应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中的网络阻止了外国公司获得与日本公司平等的竞争地位。可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长期来看，这些网状系统中的一些对于袋装消费品、精制食品和服装等产业只是阿基里斯的脚踵，实际上阻止了它们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应该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政府在国家战后的发展中是那么重要。例如，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和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认为，虽然政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是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私有部门。政府的干涉常常通过私有市场的力量来加速已经发生的运动趋势。帕特里克和罗索夫斯基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管理与技术技能的丰富的供给、高投资率和快速的技术进步是高速增长的原因。我们基于自己的工作也提出了不同的模型，但是这种观点只是代表了极少数人。特别是在西方，日本的产业政策方法被看做对已经树立的正统观念的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