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的首席官员是一个日本专家和产业政策支持者，而产业政策被看成日本所追求的目标。产业政策的概念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一届任期内，国家合作研究法案的应用领域得到扩展，为生产性风险投资提供了反托拉斯豁免权。在平面显示器和电子媒介以及其他领域，更多的政府赞助的合作研究开发（R&D）风险投资启动了。商业部有争议的先进技术项目迅速展开，引导政府的技术开发资金直接流向各个公司。

    可是，正如本书所述，美国从日本学到了错误的政府政策经验。日本的官僚资本主义可以更好地解释其竞争的失败，而不是成功。对于各个产业的全面研究发现，在日本大多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政府的参与非常少，包括轿车、录像机、机器人、照相机和视频游戏。在这些部门，竞争几乎没有政府介入，很少有补贴、卡特尔和合作研究。但是，在非竞争部门，例如化工、航空器、软件和金融服务产业，则广泛实施了产业政策，有日本政府广泛的参与介入、频繁的合作活动，以及持续提供的保护。

    美国政策的制订者试图仿效那些在日本行之无效的政策，而没有注意到在日本实践中产生的其他更细微的教训。美国并不是惟一犯这种错误的国家。许多其他国家犯了同样的错误。由于许多亚洲和欧洲的国家没有遇到美国所面对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它们实际上走得更远。在竞争方面，其中大部分国家由于政府过多参与导致竞争力削弱，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在公司的实践方面，日本对美国公司的影响比对政府的影响还要大。美国在西方是第一个积极仿效日本的国家。虽然对日本竞争的第一个反应是怀疑，紧接着又是对日本的不公平竞争表示愤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公司认识到日本人的新方法所带来的惊人的经营效率。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几乎成为信条，就像他们完全接受日本人的其他经验一样。美国公司更迅速、更积极地推广这些经验正是其产业何以具有如此国际竞争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