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各国货币可在某一幅度内浮动，这一幅度的中心平价，按一篮子货币定值，其中包括美元、日元和欧元。这与亚洲政策论坛观点基本相似，后者的报告指出，汇率制度的选择，不但要考虑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内流和货币危机，而且要考虑更好地促进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此，对资本市场开放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来说应采用管理浮动制，汇率应与竞争力相一致，以贸易加权的货币篮子，而不是以单一货币为基础，按国际通货膨胀差异适当进行调节。该货币篮子应包括美元、日元、欧元，以及各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可依各国资本流动的规模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而异，但应足够高，以限制同可持续的竞争力和资源配置不一致的汇率的波动和严重错置。

    而在这次论争中，最有影响的学者有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森(JohnWilliamson)和斯坦福大学教授麦金农(McKinnon)。麦金农认为，一种好的汇率制度能具有足够的弹性以避免汇率错置，又能使汇率不受单方向投机攻击。在亚洲国家最好是实行共同的一篮子盯住,同时，确定货币波动的幅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公开宣布一汇率波动的观察幅度,在这幅度的中心，则是政府估计的均衡汇率，汇率可围绕此上下波动，幅度可公开宣布为5%或10%，或更多。如汇率在此幅度内波动，政府承诺不进行干预。如汇率上下超出了这一幅度，允许政府进行干预把汇率拉回幅度之内（但不一定），但政府不承诺也不必保卫任一特定汇率。而政府对汇率的干预是为了不让投机者进行单方向赌博，避免国际储备流失。同时，在确定的波动幅度内，可按一定速率爬行，以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汇率错置。麦金农则主张日元对美元在每日或每周的基础上自由浮动，但长期内应有一基准平价，由美国和日本政府承诺予以维持。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短期内自由浮动，但长期内管理浮动。在这一复杂的前提下，东亚国家实行集体的美元平价制度，只有各国对汇率有一个长期的承诺，答应在危机后恢复原来的汇率水平，以使市场形成回归性汇率预期。同时，政府必须设法延长债券市场上本国和外国融资的期限结构，以解决国内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可能在所有时间、对所有国家都是最优的。而无论一国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其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健全、协调一致和有公信力。较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是未来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有少数国家会实行超级固定汇率制度，但多数国家则会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当然，有学者也指出，世界三大货币的稳定是各国不同汇率制度得以顺利运作的根本前提，未来的国际汇率制度会是世界三大货币中各占一极，而其他国家货币采取多样化汇率安排的这样一种“三极多样”的局面。至于这“三极”和“多样”如何连接与均衡将是未来国际汇率制度的中心问题。还有，汇率制度的安排如何既能避免危机的攻击，又能有利于其他的经济政策目标，是这次国际论争的新课题。为了实现这种均衡，就得在汇率安排上，既要有一定的弹性，又要避免汇率的过分波动，特别是汇率的失衡或错置。可以说，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会是未来国际汇率制度所关注的焦点。

    （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