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经贸关系开始解冻。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加上1979年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中美贸易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两国贸易关系由于政治因素的导入，摩擦不断、困难重重，但是两国贸易关系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两国基本上能够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交往。这不仅给中美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也促进了两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来说，还是对中国来说，两国均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双边贸易良性发展不仅对自身而且将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然，在此期间，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政治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干扰有时甚至会超过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使得两国贸易关系摇摆震荡。这种两国贸易关系上的不和谐，如贸易逆差问题、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人权问题、台湾西藏问题以及时起时伏的经济民族主义等，使得两国正常贸易关系的发展走走停停，两国在贸易互惠中应该分享的机会与利益也就很容易丧失。不过，应该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随着中国加入WTO，两国政府会更理性地处理这些问题，并把中美贸易关系带向持续发展的轨道。当然，由于今后利益上的摩擦与冲突仍不可避免，关键是如何不在“嘈杂事件”的丛林中迷失方向。

    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沉思与反省

    近代以来直至新中国建国前，中美贸易关系基本上是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以美国利益为主导的演进过程，这一特征构成了今天的中国人认识中美贸易关系的情感障碍，人们不敢或是不愿真正触摸这段痛苦的历史。是什么使一个曾经走在世界文明发展前列的民族面对外族的挑战而不知所措？真正的反思不应仅仅停留在对列强的道义批判上，而意识形态的理念并不是我们民族逃遁责任的借口。假如一个民族不能洞察世界发展的趋势，不能步出那种窄小的天地，相反的，固守于天朝大国的迷梦，那么，种种梦幻永远没有其生存的根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清王朝为避免逃往海外的明朝遗族复辟而实行海禁，同时也限制了与海外的交流与贸易。在满清统治者的眼里，中国物产丰富、社会文明，海外野蛮而又贫瘠，国外对他们来说，自然微不足道。的确，在中国千余年的王朝更替过程中，已经形成了精巧的结构，从观念到物产，从社会文化到人情世故，无不按部就班、井然有序。但这表面上的井然有序，随着18世纪以来国内人口的激增，其内部已经显示出无法自给自足的压力。而在外部，西方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征服。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上层统治者欲极力维持传统体制，而下层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又形如散沙，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这种被黄仁宇所喻之为“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中，上下两层之间缺乏法制化的联系，致使整个中国不能走向合理化统治的秩序。事易时移，世界早已进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中国政府显然还停留在天朝帝国、惟我独尊、等待他国前来朝贡的心态里。甚至为了阻止前来“朝贡”的美国使节北上递交国书以免违背天朝旧制而不惜放弃在南方港口的商业利益，仿佛根本不必考虑后果。传统中国因不能和世界保持同步而自甘落伍。除了在对列强让步的程度上有所选择之外，统治者无所适从。大多数的国民还未被民族国家的观念浸润，面对国家的存亡竟然表现出惊人的普遍麻木，只有少数精英例外。马克思在对鸦片贸易史的分析中，尖锐地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这悲剧的后果就是使中国不得不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底层，沦为与他国完全不对等的贸易关系中。

    如果硬要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征服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有点过分乐观。但的确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至少在中美贸易中，两国的经济关系并非完全不平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对美的综合贸易条件从1920年以后，逐步有所改善，并不像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条件那样持续恶化；同时，与中日贸易、中英贸易相比，中美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最小。特别是美国在中国举办教育以及退还部分庚款用于选派青年出洋留学，事实证明的确产生了良好的长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