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的本领。其二，对哪一个思想重要或不重要，科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德姆塞茨和卡塞尔认为，没有谁对一个思想的重要性能比科斯有更敏锐的感觉。张五常曾经问科斯：“大家都同意你对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锐，但究竟你自己怎么样判断一种思想的重要呢？”科斯回答说：“我从来不做这样的判断，只是觉得一个观点很有趣味、很有意思。”这是个可信的回答。是的，科斯的趣味感很强烈。自己感兴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参与讨论,可以早晚不断地花几个月的时间；自己不感兴趣的，他连听也不愿意去听。思想的兴趣所在，刚好与思想的重要性吻合，这样的人是学术上的天之骄子。这好比一个天才的导演选择未入门的演员，不需以什么准则来衡量，只凭敏锐的感觉选择。而被科斯认为是好演员的将来的观众也有同感。

    跟科斯结交，畅谈经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科斯的兴趣所在，因此在与科斯倾谈时人们往往会谈些他感兴趣的事，这样大家就谈得很投机。对科斯来说，经济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黑板”经济学——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证的；另一类是“真实世界”经济学——那些以现实世界观察为大前提的。科斯对前者毫无兴趣，而在他感兴趣的真实世界经济中，他对那些所谓的宏观经济现象漠不关心。

    一方面，他对传统经济学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很欣赏，但另一方面，有不少众所接受的传统概念，他认为毫无用处，避之惟恐不及。例如，科斯认为“效用”这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概念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种，对经济学只有负面作用。又如经济学上的均衡概念，他认为是徒有虚名，半点用途也没有。

    能够将这些在传统上根深蒂固的热门概念视为粪土，可见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确是绝无仅有。奇妙的是，这些科斯看来是一文不值的概念，都与马歇尔的理论有内在关系，但是科斯对马歇尔推崇备至，视若天人。不同意，反对其概念，却对其学问尊敬万分。这正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表现。

    科斯崇拜马歇尔为经济学鞠躬尽瘁的精神，他自己也是一样。在科斯的一生中其敬业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例如，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０日下午诺贝尔奖颁发后，人们都向科斯道贺，张五常也前去祝贺，科斯见到张五常激动地说：“我们今后要多做一点工作，是吗？”张五常当时没有回应，但心里在想：“科斯这人真是研究做得痴了，以至不识时务。颁奖道贺，怎么样连致谢的话也不说呢，只管什么研究工作？”但又想，若不是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呢？就此可见他对事业专心致志到了何等的程度啊！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为人们所接受的话，那么将来的任务是什么呢？诺贝尔委员会说我已经提供了制度结构理论的框架的基石。我现在必须去发现它们应该怎样合适地结合，以至于我们能够建筑它。我希望能帮助这个研究。但是，显然，在有限之年内，我思想的演进将要到头。但是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学者将继续其工作，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论框架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开始出现。”

    因此，科斯在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１００万美元奖金后，在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工商学院建立了一个合约和企业结构研究中心，来支持和鼓励人们对生产的制度结构研究，以便增加人们对现实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的研究，并使科斯开创的事业万古长青。

    但是，科斯对自己的生活，几十年来一直是节节俭俭，舍不得乱花费一分钱。张五常教授记得在１９９０年８月，他在瑞典与科斯相聚，见到科斯手中拿着一把雨伞。该雨伞陈旧不堪，分明是不能用了。张五常好奇地问科斯：“你拿这把伞做什么？换把新的在香港也只要两美元，美国也不会怎么贵吧？”科斯却回答说：“这伞我已经用了４０年，最近坏了，在美国找不到修伞的人，所以我要带它到伦敦去。”张五常说：“但修理这行业已成陈迹，就算找到了修理的人费用也会比买一把新的贵。”可科斯说：“１０多年前，我在伦敦找到了一位修理伞的人，很便宜地把这伞修理了一次。过两天我要去伦敦，会找那个人再修理的，希望他还在。”张五常:《随意集》,香港壹出版有限公司,1993,第205～209页。科斯获得诺贝尔奖，要把怎么样的雨伞也不足为贵，但是科斯仍然要去修理一把用了几十年的雨伞，这是其性格使然啊!窥其一斑则可知科斯其人!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