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为什么是清华？

    桑顿：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认识清华，和他们相处融洽；第二我认为清华作为一个培养过很多中国领导人的学校来说，它有它特殊的位置。

    提问：您的很多前任从高盛高层的位子上退下来以后，都步入了美国的政坛，比如您的前一任总裁鲁宾就成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您未来是不是也会在美国担任公职呢？

    桑顿：驱使我的动力来源于我希望贡献于社会的想法，而这种社会应该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特别要强调的是面对中国的崛起，怎么加强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了解中国领导怎么想怎么做，已经越来越重要。至于说是否想直接担任美国政府机构里的公职，倒不是此时我最关心的事，我关心的是现在我们所做的是否能成为真正理解中国的专家。

    提问：那您在中国的经历和您在这里的作为实际上会为您的政治生涯加分还是减分？

    桑顿：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你展望未来，这一点会越来越清晰。对于任何一个明智的美国领导人来说，美国必须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和深远的关系。谁了解中国，谁就会在美国社会中更具价值，因此现在的作为一定会对我未来有所帮助。

    桑顿告诉提问者，他的这门课几乎每次都会有不同的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员来和同学一起探讨这个全球领导人的话题，这个问题并没有固定的答案，但是这么多全球企业的CEO都愿意花时间来到中国的一个学校，是因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加强。

    提问：现在很多人都在对“科技化”、“全球化”这样的观点和发展趋势提出质疑，他们担心，这种发展趋势会不会偏离人类生活的本质，抑或泯灭掉民族的个性，您怎么看？如果您不认同，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证明——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对人类有利的发展趋势？

    桑顿：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了，我们必须面对，但我们希望通过引导让它朝着一个最有利的方向发展。就向其他的社会发展趋势一样，它们都是各有利弊的，作为一个领导人，就要尽力发挥它好的方面，缩小不好的方面。有一些担忧是合理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它作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提问：现在这种研究进行到一种什么境况了，是否相对已经成熟？

    桑顿：现在做的还不够，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提问：作为一个全球知名企业最高层的管理者，“高瞻远瞩”肯定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当您做出一个重要决策，而这个决策又不能马上放到实践中去检验正确与否的时候，您怎么去判断它是对是错，并坚定地去执行？是靠一种内心的信念还是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

    桑顿：实际上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有些领导人做出决策时目光太短浅，看得不够长远，这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而那些因为出于太长远的考虑而做出决定以致不知道是否正确的情况，并不是很多。

    提问：您所讲的短浅和长远有一个衡量标准吗？我觉得它们都是相对的。

    桑顿：目光短浅就是作决定时考虑的标准或是变量只是影响到今天、明天或是下一周这些短期的利益。比如说一些上市公司迫于股东的压力，要在半年、一年这样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盈利，那么为了赚钱他就要做出一个决策，而这个决策不见得对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发展有好处。这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认为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平衡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那么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使命感和价值观。有了这两点，才能真正清楚地看到怎样做才是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利的，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做一些轻率的决定。要做到这种平衡，就要凭借他的经验，还有他的判断力和本能。

    提问：我觉得您刚才谈的还是站在一个公司、一个组织这样一种局部的利益上，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做出决策时站在一种更广阔的利益上，比如说国家、社会或是全球，如果是这样，那么您所谓的短浅或是长远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果。

    桑顿：所有的领导人，无论是大学的、公司的、还是政府部门的，他们加起来只是占全球人口的很小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这只占全人类很小的一部分的领导人对全世界来说要负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所有的其他人应该从这些领导人身上得到一些什么？

    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我们都会发现，这些领导人承担的责任对全球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允许这一小部分的领导人仅仅把自己狭隘地看作是他所在的那个领域的领导者，实际上他们个人承担的责任是巨大的，所以每个领导人的眼光都要放得宽泛一些、长远一些。无论你是管理一个公司、政府的一个部门还是管理一个国家，我个人都坚信要想取得长期的成功，就必须有一种使命感。这是一种相对宽泛的使命感，也就是说你的行为要在某一方面对社会有所贡献。有些时候也许我们会把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搞混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