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类似，在对萨莱诺的进攻上，艾克写道：“盟军司令部里也不时有人就是否应该继续进攻提出疑问。我认为这个行动的影响非常大，即使是从航渡船只已不够使用这一情况看……我们也应该继续进攻。我把这个命令下达给盟军联合参谋部。”

    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12月10日写过一张便条，这个便条有助于人们深化对决策形成过程的认识。便条的内容是：“这些年来，我在学习许多东西：一，等待别人拿出东西来是指挥官所不得不做的最困难的事情；二，现代陆、海、空军的高级指挥岗位要求有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和条理清楚、有分析能力的头脑，要在高级岗位取得成功，绝对需要具备这两项素质。处在关键位置上的人必须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平衡，即具有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他必须能够夜以继日地忍受失望、打击和下属对他的怀疑，并强迫他们去完成他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最坏的决策也比没有决策好

    我认为最差的领导是拿不出决策的领导，我的意思是说，最差劲儿的领导只会为问题发愁，但不会解决问题。即使一个错误的决策也会在机构里引起一系列反应，慢慢地机构本身的运转就会把一个差劲儿的决策变成一个好的决策。但如果什么决策也没有，整个机构只好坐在那儿等待。

    领导人由于他所处的独特位置，很多时候不得不面临突发危机的挑战。危机降临时，领导人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恰当地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

    我曾问鲍威尔将军，在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哪个决策是最重要的？他回答说，让他记忆最深的不是“沙漠风暴”行动，因为这场危机是逐步演变的，当它最终变成战争时已不那么突然了，“我们知道最终要打一仗”。

    鲍威尔说巴拿马危机是个紧迫得多因而艰巨得多的决策问题，“它是如此突然，在12小时之内，我们从平静的周末转到做出入侵一个国家的决策”，鲍威尔将军回忆道。

    1989年12月16日，星期天傍晚，鲍威尔正坐在书房里，突然接到汤姆·凯利的电话。后者向鲍威尔汇报说：“我们碰到了麻烦。诺列加的巴拿马国防军向在巴拿马境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开枪，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枪杀。”不久他得到更详细的报告：当天4名军官着便服驾车进巴拿马市赴晚宴时，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附近撞上一个路障。那天是巴拿马每年一度的武装部队日，有很多巴拿马国防军军人在饮酒狂欢。在路障附近的一些巴拿马士兵试图把这些美国人拉下车，司机开足马力想逃走。这些巴拿马国防军就开了枪，海军陆战队少尉罗伯特·帕斯被击中，不多时便死亡了。随着夜幕降临，情况越来越糟。目睹这次射击的海军上尉亚当·J·柯蒂斯少尉及其妻子邦尼被巴拿马国防军扣留，并押往警察局受审。柯蒂斯遭到毒打和处死的威胁。柯蒂斯夫人被强迫站在一面墙壁前，遭巴拿马士兵调戏，被惊吓得昏倒在地。

    面对这个始料不及的外交事件，鲍威尔随即将上述所有情况向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做了报告，讨论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切尼向白宫报告了这件事，确定在次日早晨与布什总统开会研究。

    12月17日，星期天早上，鲍威尔首先去五角大楼与瑟曼核实星期六的事件。鲍威尔认为，尽管美**官开车出错并撞上了路障，巴拿马国防军的行为仍是不可饶恕的，开枪射击标志着对美军抱越来越敌视的态度。他询问瑟曼早先拟订的针对诺列加政府的“蓝色调羹”计划进行得怎么样，瑟曼回答说已经进行了演习，可以付诸实施。鲍威尔打电话给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要他们做好行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