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会上，70位蛇口青年与3位著名青年工作者——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某部调研员曲啸、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展开了激辩。

    争论的焦点：

    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有一位专家说，有个别“淘金者”不是为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而来。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而蛇口青年认为，“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 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淘金者”并没有什么不好。

    二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教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嬗变不应赞扬，在目前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天，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火急从深圳密送中央领导。这份材料给整个座谈会下了从头至尾充满 “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走上“邪路”的定语。并按照名片把一位与之激辩的青年的名字报给了上面。

    对曲啸把蛇口青年当作反面材料批判，并动辄向中央“写黑材料告状”，蛇口人怒不可遏。12天后，《蛇口通讯报》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一文愤然反击。这篇通讯以尖锐的态势把“蛇口风波”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对于这场风波，作为事发地的最高领导人，袁庚表态：“一、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坚持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交流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人民日报》意识到这场“风波”显示长期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有着重大的深入探讨价值，迅即派人采访各当事人，并以罕见的篇幅和力度推出记者调查《“蛇口风波”答问录》及39封读者来信。

    这场历时月余的大讨论如一声思想惊雷震撼了神州大地。个别史家甚至把它赞誉为“第二次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蛇口五四运动”。

    与时同时，全国各报刊也纷纷发表或转载有关“蛇口风波”的文章，其声势之大，使得专家们认为如果中国要有一部思想政治工作史的话，“蛇口风